張曉風：「我喜歡分享吳敏顯這個『記錄人』極其認真極其翔實而又極其細膩多情的記憶。」　　

　　在山海環伺原本翠綠的田野，有我永遠挖掘不盡的礦脈。只要我繼續寫它，任誰去填平稻田溝渠，任誰去蓋豪華農舍，鋪再多的道路，砍除再多樹木竹圍，我還是能夠從記憶中去填補存真。——吳敏顯

　　蘭陽平原是哺育吳敏顯成長的故鄉，這裡的溪河溝渠、風土人情，不啻是他尋常生活的風景，也是他的心靈原鄉與創作來源。他大部分的散文或小說，都以這片土地作為舞台，《腳踏車與糖煮魚》，還是以素樸溫厚之筆，描繪回憶中已不復存的老街景、熟悉的鄉民、填平的河川稻田、被遺棄的神仙與老祖宗……
   
　　作者召喚久遠的影像，栩栩重現日治時期〈那一年半載〉，貧窮匱乏的婦女背著嬰兒「跑野米」貼補家用，可愛奶娃以另類的方式參與抗日；漁村孩童輪番學騎村裡第一輛腳踏車，準備長大後載新娘子回家，以及吃過便惦念難忘的里長的糖煮四破魚，拼貼成北部濱海公路上純樸的漁港風情畫。回顧單純動人的往事之餘，吳敏顯不忘活在當下，以幽默詼諧的筆調，刻畫現代人如何周旋詐騙電話，應對一則則「寂寞芳心等你來電」的簡訊，追尋被歲月塞爆而走失的記性。
   
　　過往的人事流轉，在吳敏顯的記憶中，散發出珍珠般璀璨的光輝，而現在的日常浮想聯翩，經由他真誠的書寫變得有滋有味， 像吃盤生菜沙拉般新鮮爽口， 於嬉鬧妙語中閃現人生智慧。

本書特色

　　★幽默趣味的在地書寫，親切易讀的日常散文

作者簡介

吳敏顯

　　台灣宜蘭人。曾任宜蘭高中教師，《聯合報》副刊編輯及萬象版主編、宜蘭縣召集人，宜蘭社區大學講師，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委員。

　　著有散文集《靈秀之鄉》、《青草地》、《與河對話》、《逃匿者的天空》、《老宜蘭的腳印》、《老宜蘭的版圖》、《宜蘭大病院的故事》、《宜蘭河的故事》、《我的平原》、《山海都到面前來》；小說集《沒鼻牛》、《三角潭的水鬼》、《坐罐仔的人》等。

　　作品曾獲選入國立編譯館《國中選修國文教師手冊》、宜蘭縣政府《鄉土語言教材》、台灣北區五專聯招國文科試題、全國語文競賽國中組朗讀篇目、中正大學語文研究所試題、文建會全國閱讀運動文學好書，及《華文小說百年選》、《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中國當代散文大展》、《中國現代文學年選》、《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當代散文精選》、《台灣藝術散文選》、《台港名家散文精品鑑賞》、《年度詩選》《年度散文選》、《年度小說選》等。

●卷一
那一年半載
牙仙寶盒
尋找或遺忘
狙擊手
分身

●卷二
田野的光璨
樹屋
波光
冷天的陽台
自己的影像

●卷三
永遠是我的城鎮
神仙隱居的村落
寂寞的老祖宗
雜貨店
耳聞目睹
 
●卷四
三峽四疊
紅瓦牆
腳踏車與糖煮魚
舊居
聽石獅子說話

後記

後記

　　閱讀的樂趣

　　三百多年前，張潮在《幽夢影》寫說：「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把讀書的要訣與享受的情境，做了非常精闢的剖析。

　　我寫了幾本散文和小說，從來就不知道該建議別人什麼時候讀它才適合，因為這些文稿既沒有經史子集那般深厚的學問，更禁不起推敲考證。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筆耕幾十年的作者，真誠地描繪出自己日常的浮思遐想與周邊見聞，讀它大可不忌春夏秋冬，不避晴雨寒暑，廚廁車床隨處坐臥，皆可翻閱。

　　可惜近年來樂於閱讀書籍的同好，越來越少。無論讀本出自古今中外大師嘔心瀝血創作，或歷經歲月淘滌而留存的名著經典，往往不如網路上一則笑話或一幅漫畫來得討喜受歡迎，更遑論現代人書寫的散文和小說。任何人寫出文稿編印書冊，想覓得知音，都要有自知之明。

　　其實在電腦網路發明之前，讀書除了應付升學考試求職，會把它跟唱歌、遊戲、打牌、喝酒等諸多嗜好併列的，並不太多。二十幾年前，我寫過幾則有關閱讀的真實故事，正好用來證明個人絕非信口開河。

　　故事之一：帶尺來量

　　在宜蘭市區開過書店的郭小姐，營業期間曾把店裡庫存的一套遠景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精裝本，搬到羅東書展會場以二點五折低價陳售，展示幾天乏人問津，迫使她分冊零賣。果然，一口氣就賣出三、四十本。

　　我得知消息趕去選購時，卻發現個怪異現象。其中，蕭洛霍夫四冊的《靜靜的頓河》，竟然只剩第一冊和第三冊；湯瑪斯曼上下兩冊的《布登勃魯克家族》，也僅存上冊孤單的留守，令人百思不解。探究原因，竟然扯出一段買書人拿尺來量的故事。

　　話說前一天店員輪班看場時，來個衣著不俗的士紳，瞧見這套紅色封面又燙金圖案的精裝書，認為買回家擺進新裝潢的客廳壁櫥裡，和收藏的洋酒放一塊兒，肯定氣派搶眼。細問每本價格竟然只要幾十塊錢，等於稱斤買賣，馬上從口袋掏出一條兩頭打了結的塑膠繩，橫在書架上左右比畫，準備買個幾十本回家當擺設。

　　當他發現塑膠繩末端那本書厚度超出繩結，就從中間挑出一本稍厚的書冊挪到比畫範圍外，然後找本較薄的替代。一次不盡理想，便行抽換，直到所挑的三十來本精裝書總厚度符合那打結繩索的長短，立刻付錢裝箱帶走。

　　面對這樣的結果，郭小姐哭笑不得地頻頻向我致歉。我安慰她說，對方買回去的畢竟是文學經典，多少能在家裡散發書香，比起某些拿彩印的書牆影像壁紙逕往牆壁貼，要實在得多。

　　故事之二：電話簿也算藏書

　　有個老鄰居到一所國中任教，她希望教室內充滿書香氣氛，方便培養年輕孩子讀書習慣。即規定班上每個學生必須帶三本課外書到學校，做為班級圖書館藏書。等學期終了，再各自取回或與其他同學交換。

　　按她估計，班上四十名學生，每人三本，全班就有一百二十本課外書，扣掉重複部分，每個學生每學期至少能讀到幾十本甚至上百本的課外書，喜歡看書的孩子整個學年下來，就可以讀一兩百本課外書。

　　她想，這樣的安排絕對能夠養成年輕孩子閱讀習慣，從書香薰陶中改變氣質，增進學識。

　　等班上學藝股長把書收集得差不多，她才發現，縣政府和鎮公所印發的《農民曆》就有三十幾本，高居榜首；其次，地區農會編印的《農保手冊》、《農藥使用須知》，電信局編印的《住宅電話簿》、《工商消費電話簿》皆被當作班級叢書。大槪只有零星幾本雜誌、故事書、漫畫書和言情小說，勉強算是課外讀物。

　　學藝股長見老師愣在那兒半天沒說話，便吞吞吐吐的向她報告，本來還有同學交來幾年前印的農民曆和電話號碼簿，全被他退回了。

　　她把一些交農民曆和電話簿充數的學生找來，問他們平日身上有沒有零用錢，家裡為什麼連一本課外書都買不起？

　　多數學生的答案是，身上的確有幾十塊到百來塊可供花用，但他們每天要喝飲料、吃零嘴，星期六下午及星期天還要看場電影或到遊樂場玩耍，這點零用錢根本不夠花，哪來錢買書？

　　故事之三：班級書箱

　　我還有個朋友早年被派到冬山鄉下小學擔任校長，當時學校沒有圖書館，他就想出窮人家的克難辦法，請老師們分別到羅東街上一些雜貨店去要來裝肥皂用的木條箱子，刷洗乾淨後發給各班充當「班級書箱」。再由學校和家長會籌錢買書，希望孩子們有機會多讀一點課外書。

　　過沒多久，校長卻發現班級書箱裡的書經常短少。想持續為同學添購新書，在這鄉下學校可是個大負擔，要計畫很久且得到處省錢湊合始能如願。

　　他只好要求各班級任導師，鼓勵學生讀書時縱使把書本讀舊、讀破，也不能把書讀丟，讀得屍骨不存，教後續想閱讀的同學沒書可讀。校長同時和學生們約定，哪個班少掉哪幾本書，便由那個班同學負責買來賠償。

　　這位校長朋友告訴我，等到學期終了逐一巡視後發現，大部分班級書箱的書儘管一本不缺，完全符合他的要求。但整箱書籍，竟然嶄新如初，書頁裡外連個小手印都找不到。

　　重述這三則老故事，讀者朋友不難明白我的意思。

　　現在社會多元，任何人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人。何況已經少有家庭把書架書櫃做為必備的家具去設置，那些擺洋酒的客廳大概也不做興間雜幾本書冊，更不知道還有多少校長老師願意為孩子們籌設班級書箱，鼓勵孩子多讀點課外書。

　　如果有，作家寫書出書還有機會充當門面，直等到書冊裡長出霉點黃斑這段歲月，多少總有一絲希望：在其中某一天會遇上知音。

　　和朋友聊天，只要談到寫書讀書，我都不忘提醒對方，如果讀了還能認同，就請推介給同好。若翻個幾頁，仍然引不起興趣，那就轉送給其他朋友。

　　把買來的書它當成一張賀卡、一束花朵、幾粒水果、半打飲料或一盒餅乾送人，算是為書找到好歸宿。多少可以幫所有作者，減輕為印書而砍樹造紙的罪過。

　　讀書的樂趣，有時候像攬鏡自照，有時候像推開一扇窗子面對風景。每個人不但能夠保有原本的自己，又可以去探索尋覓書中更多的知音，與作者分享現實生活的煩憂和喜悅。這也是書籍寫作者樂於追尋的。

　　以上是今年一月我在《文訊雜誌》刊登的文字，就充當這本書的後記吧！

　　《腳踏車與糖煮魚》裡的二十篇散文，是近兩三年來發表於各報刊的文稿，自認為寫得認真誠懇，應該值得一讀，應該能夠讓大家讀出一些趣味。

那一年半載 我出生在台灣東北部的偏僻鄉下，一歲半以前的生活空間，正值日本統治末期。所有對日據時代的認知，幾乎全來自長輩們口述，外加長大後讀到的書本及報刊。就一個姓名曾經短時間登錄日本戶籍冊頁者而言，對那個時代的了解，也只能從這些途徑去領略感受。 我出生的村莊，位於宜蘭平原靠海的壯圍鄉下，它同時是我生長了大半輩子的天地，鄉人大都種田或做工。 如果有人想離開這塊平原，往南走可經蘇花公路到花蓮、台東，那片比宜蘭更荒僻的後山。而朝北走可以到台北大都會，但必須在大山裡繞得暈頭轉向；或者搭硬板凳的火車，穿行一座座黑忽忽地隧道。 在我小學畢業以前，絕大多數鄉親不曾離開過這個三面被高聳連綿山脈環抱，一邊滑落太平洋的平原。 地處窮鄉僻壤，鄉人想活下去，除了吃苦耐勞，就是撐滿肚子苦水自得其樂。這種子民，正是統治者眼中的順民、良民。 當然，有少數腦筋奸巧的，會竭盡所能去巴結諂媚日本人，搶先把自己和家人姓名改得像日本人，自以為從此高人一等。 我的家族繁衍到父親那一代，他是唯一讀完小學懂得看書寫字的，不改名不改姓地到日本人經營的二結製糖會社工作，在載運甘蔗小火車的「二萬五車站」（現今宜蘭縣三星鄉萬富村），擔任原料蔗甜度抽檢工作，結婚後回到離家較近的壯圍庄役場（即壯圍鄉公所前身）當辦事員。 日本主管好意勸他，說如果改個日本姓名，對職務升遷與物資配給都有好處。縱算顧及親友鄙夷，不好將自己改名換姓，照說不難幫我這個剛出生的長子，取個日本味名字。例如：吳太郎、吳一郎，或叫一雄、正一、健一之類，但父親並未這麼做。 後來我進小學，曾羡慕取這類名字的童伴，他們名字用閩南語喊起來，比敏顯兩個字響亮得多，用漢字寫出來筆劃也簡單多了，不像我動不動就會把手腳伸出練習簿的格子外，稍加克制，則緊縮成一團糾纏打結的線球。 在那個男尊女卑年代，連女孩子取名都有類似傾向，身邊不乏取名月子、美子、惠子、秋子、春子、梅子、芳子的童伴。子字日語發音「課」，直到台灣光復好些年，鄉間四處還聽到這個課那個課地課來課去，叫喚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