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創性的論文集，書中首次系統地分析了18—19世紀歐洲和亞洲的人口行為與經濟環境之間的復雜關系。作者運用事件歷史分析法，考察了當時的比利時、意大利、瑞典、中國和日本100多個鄉村社區中10萬余個生活史實，分析其在經濟和社會壓力下的人口反應。從而挑戰了以歐洲為中心的馬爾薩斯人口觀，證明了人口行為具有空間差異，而且取決於人類的意志，尤其是社會結構和文化實踐，這就把歷史人口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對我國人口學及相關學科的研究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原版序言致　謝作者簡介第一篇　緒　　論馬爾薩斯的觀點　第一章　一種新馬爾薩斯主義視角　　李中清、康文林、托米·本特森　　第一節　方法　　第二節　數據　　第三節　設計　　第四節　組織第二篇　比較地理　第二章　生活水平與經濟壓力　　托米·本特森　　第一節　東西方生活水平的差異　　第二節　生活水平的概念　　第三節　關於死亡率與短期經濟壓力的研究　　第四節　營養、災害與死亡率　　第五節　糧價及其對不同社會經濟群體的影響　　第六節　個體和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消費和生產　　第七節　結語　第三章　經濟壓力與死亡率　　康文林、李中清、托米·本特森　　第一節　理論　　第二節　水准　　第三節　反應　　第四節　結語　第四章　家庭與社區　　李中清、托米·本特森、康文林　　第一節　社區組織　　第二節　家庭群體組織　　第三節　結語　第五章　社會與死亡率　　李中清、康文林、王豐　　第一節　社會理論　　第二節　方法　　第三節　水准　　第四節　反應　　第五節　結語第三篇　地 方 史　第六章　斯卡尼亞四個教區的死亡率與社會階級，1766～1865年　　托米·本特森　　第一節　貧困救濟　　第二節　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　　第三節　模型和數據　　第四節　結果　　第五節　結語　第七章　莎特及其周邊地區的死亡率與現代化，1812～1900年　　喬治·奧爾特、穆里爾·內文、米歇爾·奧里斯　　第一節　數據　　第二節　從舊的危機到新的危機：經濟發展的人口成本　　第三節　關於死亡的經濟學：價格、工資和社會經濟結構的交互影響　　第四節　家庭中的死亡　　第五節　住房、擁擠和家庭內部的死亡率差異　　第六節　結語　第八章　埃米利亞、托斯卡納和威尼斯三個社區的死亡率與環境，1800～1883年　　馬可·布雷斯奇、倫佐·德羅薩斯、馬泰奧·曼弗雷迪尼　　第一節　背景　　第二節　意大利北部　　第三節　數據　　第四節　模型　　第五節　結果　　第六節　結語　第九章　奧州兩個村庄人口的死亡率與家庭，1716～1870年　　津谷典子、黑須里美　　第一節　背景　　第二節　社區和數據來源　　第三節　死亡率水准和模式：生命表分析的結果　　第四節　多變量分析中的變量　　第五節　離散時間事件史分析的結果　　第六節　結語和討論　第十章　遼東七個人口群體中的死亡率與家庭，1749～1909年　　康文林、李中清　　第一節　清代中國的生活水平　　第二節　數據　　第三節　模型　　第四節　結果　　第五節　結語第四篇　比較人口學　第十一章　死亡率的性別差異　　喬治·奧爾特、馬泰奧-曼弗雷迪尼、保羅·奈斯泰特　　第一節　關於性別差異的各種解釋　　第二節　性別差異的年齡模式　　第三節　結語　第十二章　嬰幼兒死亡率　　米歇爾·奧里斯、倫佐·德羅薩斯、馬可·布雷斯奇　　第一節　嬰幼兒死亡率：估算、水准和趨勢　　第二節　嬰幼兒死亡率的模型　　第三節　人之初：嬰兒與家庭　　第四節　生物的還是社會的？數據的挑戰　　第五節　因果關系轉變：當兒童在經濟條件面前變得更脆弱時　　第六節　相同的模式，不同的水准：從文化到生態　　第七節　結語　第十三章　老年死亡率　　津谷典子、保羅·奈斯泰特　　第一節　理論背景　　第二節　數據和指標　　第三節　死亡率水准　　第四節　死亡率的決定因素　　第五節　結語和討論　第十四章　行為與人口學：壓力下的生活之歐亞比較　　李中清、康文林、托米·本特森第五篇　附　　錄　第十五章　資料來源和指標　　康文林　　第一節　需要　　第二節　資料來源的比較　　第三節　可獲得的數據　　第四節　模型　　第五節　結語圖表目錄索引　一　地圖索引　二　圖題索引　三　表題索引參考文獻

研究群體和個體層次的人類行為，是所有社會科學和部分人文學科的核心任務。人口統計學致力於對於人口進行數理研究，從而對完成上述任務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工具。人口統計學家主要關注計量方法在人口分析領域的發展和運用，他們的工作對諸多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作為一個學科，人口統計學主要關注如下問題：理解和描述大范圍內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變動過程(這些過程共同構成了人口變遷)及其含義，以及這些過程與各種資源』(不論是經濟的還是環境方面的)與其他社會進程的相互關系。人口史研究一直是這些研究的核心。 然而，人口史研究直到最近才開始改變我們關於人口行為的基本理解。兩百多年來，馬爾薩斯模型一直主導着我們關於人口過程的理解。馬爾薩斯區分了兩種理想形態的人口過程：一種主要取決於死亡率，他稱之為「積極抑制」(positive check)；另一種主要取決於結婚率和出生率，他稱之為「預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人口的「積極抑制」伴隨着持續貧困，而「預防性抑制」則帶來繁榮。在一篇權威的評論文章中，他綜合了當時所能獲得的知識來證明如下觀點：第一種過程是人類大部分歷史上(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內)的普遍現象，而第二種過程則是「近代」歐洲(尤其是當時英格蘭)的特殊現象。 對馬爾薩斯而言，我們今天所說的「計划生育」意味着一種獨特的西方式本領，即有意識地計算生育小孩的成本和收益，仔細考慮是推遲還是放棄結婚。換言之，西方的經濟繁榮，是西方個人主義和理性的結果。現已證實，「預防性抑制」確實在英格蘭出現過，而且甚至比馬爾薩斯設想的還要早，這一事實激發了馬爾薩斯理論的復興(Wrigley&Schofield，1981)。約翰·哈吉那爾(John Hajnal，1965，1982)、艾倫·麥克法蘭(AlanMacfarlane，1978，1986，1987)等學者提出，歐洲人口轉變的起源、歐洲個人主義的根源，甚至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都緊密交織在一起，並根植於促進了這類革命性的社會經濟變遷的歐洲家庭和人口文化之中。他們和其他當代社會理論家們比馬爾薩斯本人更明確、更系統地確認了一些人口制度，建立了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從而提升並光大了馬爾薩斯學說的理論含義(Goody，1996；Schofield，1989)。 關於非西方世界人口行為的新近發現表明，其他地方、其他形式的「預防性抑制」同樣重要。李中清、康文林和王豐的研究顯示，有相當比例的非西方人口經歷的「積極抑制」比馬爾薩斯及其追隨者所設想的更小，而經歷的「預防性抑制」(Lee&Campbell，1997；Lee&Wang，1999)則更多。這些發現提供了一些關於中國歷史人口的集體人口指數，這些指數有力地挑戰了許多關於比較社會經濟和人口進程的馬爾薩斯假設，反過來又受到了太平洋兩岸新馬爾薩斯主義者的挑戰(Brenner&Isett，2002；Campbell，Wang&Lee，2002；曹樹基、陳意新，2002；Huang，2002、2003；Lavely＆Wong，1998；Lee，Campbell&Wang，2002；Pomeranz，2002、2003；王豐、李中清，2002；Wolf，2001；zllao，1997a、1997b、2002)。 同時，新的數據和方法開始揭示出經濟和其他外在壓力之下人口反應的復雜性。馬爾薩斯及其繼承者集中關注集體層面的經濟條件和人口行為之間的關系；而在今天，微觀層面的縱向記名數據的時間序列和事件史分析相結合，卻使我們可以細致區分死亡率、出生率以及由於社會階級、家庭背景和個體層面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各種人口反應之差異(Bengtsson，1989、1993b)。至少在比利時、中國、意大利、日本和瑞典這五個國家的某些社區，存在着相當具體的歷史人口登記數據，不同學者已經對它們進行了分析(Bengtsson&Saito，2000a;Derosas&Ori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