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旨在重新詮釋臺灣農家經濟史上的重要課題，諸如與戰後初期相比，日治時代臺灣農家經濟有何變化；農家經濟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以及與此相關之農民參與市場的程度、接受新技術意願及能力等等。書中採取新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透過計量經濟分析法，探討各現象間的因果關係，從中獲得以下主要不同的論點。

　　從各種經濟指標來看，戰後初期農家生活水準確實都低於日治時代。租佃制度可擴大經營地面積，佃農所得未必低於自耕農，因此有必要重新探究三七五減租是否提高了農家的所得。戰後初期每人GDP低於戰前，與農家參與市場活動大幅衰退有關，這是因為政府不當政策所致。蓬萊米普及的根本因素為利潤，印證了臺灣農家強烈市場導向的性格，這也是臺灣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之一。

 

作者簡介

葉淑貞

　　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博士，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碩士、學士，現任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專攻臺灣經濟史、農業經濟學及經濟發展史。

　　著有論文三十多篇，分別發表於《經濟論文叢刊》、《臺灣史研究》、《臺灣銀行季刊》等期刊；著書四本，分別是2014年《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2013年《臺灣日治時代的租佃制度》；1995年與吳聰敏、劉鶯釧合著《日本時代臺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隨後又於2004年與吳聰敏、古慧雯將該書修訂，重新出版；此外，於2021年翻譯馬夏爾《經濟學原理》上、下兩冊。

 

圖表目次
增訂版序
初版代序／吳密察
初版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臺灣經濟史的解釋觀點
2.歷史解釋的分歧
3.本書主旨與架構

第一部分 概論
第二章 臺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
1.前言
2.新經濟史的開創與發展
3.經濟學家對傳統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反省
4.經濟學家為臺灣經濟史開拓的新研究領域
5.資料整理的新局面
6.小結

第二部分 農家經濟狀況的變遷
第三章 農家所得水準之變遷
1.前言
2.資料來源及處理
3.所得水準的變遷
4.農業經營費對可支配所得的影響
5.每甲土地收入對可支配所得的影響
6.景氣波動對農家所得之影響
7.政府對農家所得的影響
8.可支配所得影響因素的迴歸分析
9.小結
第四章 農家儲蓄及消費水準之變遷
1.前言
2.相關文獻、定義及資料
3.儲蓄及消費的變動
4.消費及儲蓄的影響因素
5.糧食消費結構的變遷及其影響因素
6.恩格爾係數及所得彈性
7.小結

第三部分 市場與農家經濟
第五章 農家商業化程度的變遷
1.前言
2.商業化的意義、衡量指標與資料來源
3.商業化程度的變遷
4.主作不同對農家商業化程度的影響
5.農業技術變革對商業化程度的影響
6.政府政策對農家商業化程度的影響
7.小結
第六章 蓬萊種稻作普及之因素
1.前言
2.蓬萊米快速普及
3.技術型態的比較
4.蓬萊米與在來米之產出與利潤之比較
5.蓬萊米優勢力量的根源
6.小結
附表
第七章 結論

附錄 臺灣經濟史大師─張漢裕教授的學術成就
1.前言
2.研究主題
3.研究方法
4.小結
參考文獻
索引

 

序

　　本書初版完成於2013年底，至今已過七年了。在過去的七年裡，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有不少進展，除了日治時代的研究之外，還繼續向前延伸到荷治及清治時代，同時也往後延長到戰後初期。其中以新經濟史研究法完成的研究，主要仍然來自少數的經濟學者。此外，資料的收藏及整理上也有了相當大的進展。本版第二章第3到5節，將介紹這些進展。第三及四章也重新改寫了，主要是重新以比較合理的方法，推估農家耕地面積及人口數，因此可支配所得、消費、儲蓄及各種消費方面的變數也就都重新估計，同時對於這些變數所設定的迴歸模型，也與第一版不同。此外，第五章商業化程度的相關數據也都重新計算。以下略為介紹這些變動。

　　第二章第3及4節除了在原來所介紹的研究課題上加入最近的研究成果之外，也補上初版未觸及到的人力資源方面研究的介紹，並且加上最近關於大小租制度及金融制度等方面的探討。同時，也提出一些可以再繼續探究的課題，諸如如何從農民的角度分析金融制度的影響，為何租佃制度、清治時代大小租制度及墾佃制度等會盛行，日治時代臺灣人兒童就學率低是否與總督府的歧視政策有關等這些問題，可以如何分析以及相關資料有哪些等做了一些說明。

　　此外，該章第5節也介紹有些原來採較開放政策的收藏機構，現在為了紙本資料的保存，又退回舊時代的緊縮政策；這也可能是因為許多資料都數位化的關係。數位化的發展不只有利於資料保存，更有利於使用者方便接觸資料，不需要直接接觸紙本資料。增訂版第二章第5節關於資料整理新局面的討論中，對過去幾年來對於資料整理上的進展加以介紹。其中，特別介紹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專門為檔案蒐集與整理所成立的檔案館，對所蒐集檔案的處理與數位化所做的了不起工作；從相關章節的介紹中，可以得知該所也與其他機構合作整理史料，例如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收藏的總督府檔案，以及國立臺灣圖書館所收藏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南方資料館」及帝大教授藏書等數位典藏並開放。足見，臺灣史研究所在國內臺灣史資料的整理上儼然居於龍頭的地位，第二章第5節將介紹這些新的局面。

　　本書增訂版修改之處主要還有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前兩章幾乎全部重新改寫，第五章也做了不少修改。這是因為初版對所討論農家耕地面積的估計不盡完善，且未對家戶人口的正確性進行評估，因此也未對其重新估計。本版重新使用較合理的方式估計這些變數，從而也重新估算農家可支配所得、消費、儲蓄、各項與消費有關的變數，以及各種商業化程度的指標。

　　比對本書用來分析農家可支配所得、消費、儲蓄，及商業化程度各種指標的經濟調查上的耕地面積及家戶人口的數字，會發現都遠高於其他資料來源。細究其原因後，發現主要是因為經濟調查對農家的抽樣存有兩種誤差。一種是1918-1921、1931-1933、1936-1937及1950-1952年這四個年代都共有的，另一種是只有1918-1921及1931-1933年所獨有的，因此這兩年的數字特別偏高。

　　這兩種抽樣誤差中的第一種源自於當時的人識字率不高，無法進行完善的記帳，因此選定農家都是教育程度較高者。而另一種誤差只有1918-1921及1931-1933年所獨有，就是選定的農家本身耕地面積就較大，因此人口數也較多，特別是1931-1933年更是如此。我們的目的是在探究農家經濟長期的變動趨勢，假設四個年分第一種誤差不會影響長期的變動趨勢，因此增訂版第三、第四，及第五章使用這些相關的資料時，估計方法是保留四個年分所共有的這種誤差，只調整第二種誤差。

　　調整方法是假設農業年報所計算每戶耕地面積及人口數是正確的，從中求出1950-1952年到各年的年變動率，再以1950-1952年經濟調查上的數據及該年農業年報到各年的變動率，求出各年的估計值。最後再用此法所估算出來的1936-1937年（與1950-1952年一樣，都沒有第二種誤差）的數值與經濟調查上的數值比對，以評估這種推估方法的可靠性，結果發現這種估計方法所得的耕地面積比原始資料上的數字多了4.84%。此外，經濟調查上每戶平均人口數也遠高於農業年報上的人口數，因此也必須重新推估。估計方法與耕地面積推估方法相同，同時，從此方法所得出1936-1937年的人口數比經濟調查上的人口數多了3.54%。

　　耕地面積的高估會使原資料的每人可支配所得偏高，而人口高估則會使其偏低；最後得到1936-1937年的每人可支配所得與原始資料所求得的數值差距只有0.54%。可見，該年此種方法與原始資料所求得的數值之間的差距微乎其微。增訂版這種估計方法的初稿預計發表於2021年12月1-3日舉行的「劉翠溶院士八十大壽誌慶—近代社會經濟暨環境史研討會」。

　　接著，第四章消費、儲蓄及各項相關數據，都以新方法所估得的可支配所得與原始資料所求得之可支配所得的比率，調整這些變數數值。而第五章所討論的農家商業化程度，包含生產面及消費面的活動，因此生產面相關的數值按第三章的方式調整，消費面相關的數值則按第四章的方式調整。

　　除了這些差異之外，增訂版第三章及第四章的各種迴歸分析，也採用與第一版不同的迴歸模型。初版第三章分析可支配所得的影響因素時，是針對每人可支配所得進行探究，可是在第四章分析消費、儲蓄、米消費量、甘藷消費量、糧食支出金額及非糧食支出金額的影響因素時，卻是針對每戶的數值進行探討。為了前後一致並相互比對，本版同時針對每人及每戶的各項數值進行探究。

　　此外，無論可支配所得、儲蓄及各種與消費有關變數迴歸模型中，也都加上以1936-1937年作為參考組，其他各年的時間虛擬變數這些解釋變數。目的是分析在固定其他變數之下，經濟景況較好（1918-1921）或較不好（1931-1933及1950-1952）的年代，與經濟景況正常的1936-1937年之間，各項數值是否有顯著差異。

　　也就是說，若要分析臺灣日治時代到戰後初期農家經濟狀況的變遷，只有這些經濟調查資料可以使用。而如上所述，這些資料存在著一些問題。若要用這些資料作為上述第三、第四，及第五章的分析論據時，必須要先解決這些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在方法上要做一些假設，這些假設要符合實情，這樣估計出來的結果才能解釋實際的現象。增訂版提出一個解決之道，並評估這種解決方法的可靠性。

　　增訂版與初版一樣，都使用第二章所提的新經濟史研究方法，以經濟理論所預示的變數之間的關係來架構迴歸模型，然後再以實際的資料檢定臺灣的情況是否符合理論所預示；若不符合的話，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或者理論無定論的，臺灣的情況支持哪一種論點。

　　一個研究工作至少包含以下三個主要的步驟：

　　1.問題（或假設）的提出。
　　2.資料的蒐集和整理。
　　3.問題的分析和解答（或假設的檢定）。

　　我常告訴學生，當問題提出之後，研究大概就已經完成一半了。因為當問題提出之後，研究者心中大概就已經知道要用何種方法去研究，當然也知道要應用該種方法進行研究需要何種資料，從而大概可能也知道要到哪裡去找這些資料了。

　　如同本書第二章所述，新經濟史研究法應用經濟理論判斷要使用哪些資料，並應用經濟理論與統計方法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問題的分析。因此，新經濟史家應用經濟理論判斷與研究課題相關的資料有哪些，這樣可以較有效率地蒐集。在資料蒐集上，一般說來可以採用兩種方式，亦即以理論作為依據，決定哪些資料是相關的，再去蒐集；另一種是不有系統地藉助理論，而是直接進入資料的搜尋。以下試舉一例說明後者資料蒐集的方法。

　　記得已故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昭南老師曾經開玩笑地告訴我說，他在寫碩士論文《雍正乾隆年間的銀錢比價變動（1723-95）》（陳昭南，1966），到故宮博物院去閱覽宮中檔時，看到有「金」字旁的字就趕快抄下來。這當然是開玩笑，但指出的就是後一種資料蒐集的方法。而若要應用前一方法進行資料蒐集，首先要知道的就是銀兩與銅錢都是商品貨幣，因此兩種貨幣的相對價格變動，決定於這兩種商品供、需的變動。也就是說，要知道這兩種商品供、需發生了何種變動，這些變動如何影響其各自的價格。陳老師論文的分析方法事實上就是採用這種理論，當然使用的也就是這些相關的資料。

　　既然是按理論蒐集資料，當然就要將其按照理論整理成可用的形式；接著，應用理論來架構其間因果關係的模型；最後，再按整理出來的資料所呈現的結果，結合經濟理論，分析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進行分析時，若蒐集的資料是量化的，可以使用迴歸模型把相關資料串聯起來。迴歸模型還是要依賴經濟理論所闡述的因果關係來進行建構，例如分析可支配所得的影響因素時，我們把所能蒐集到的可能與可支配所得相關資料盡量全部都串聯起來，估計出其中各項係數的正負號及其顯著性。最後，再應用經濟理論來說明其間的因果關係；這是因為迴歸係數只能告訴我們兩個變數之間的相關性，無法告訴我們其間的因果關係。例如，本書第三章的迴歸分析中，發現稅與可支配所得有正向的關係，但這並非表示稅愈高會造成其可支配所得愈高，只是告訴我們稅愈高的家庭，其可支配所得愈高而已。總之，希望本書所應用以上介紹的這種分析方法能夠對讀者有幫助。

　　（摘錄）
 

第二章　臺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摘錄）3.經濟學家對傳統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反省 1950年代以後一些經濟學者也開始結合經濟理論與統計分析的方法，重新反省一些傳統的臺灣經濟史研究，從而對臺灣經濟史提出若干新的解釋。本書第一章提到利用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有些學者提出臺灣人民生活水準未曾提高。又因為當時在臺的企業幾乎都是日本人開辦，大的米出口商也屬於日本商社，統治者更是日本人，因此論者也認為一般臺灣農民有無產化的趨勢，反之土地愈來愈集中於日本會社或糖廠。 新經濟史學者對以上論點有不少質疑，他們利用新的方法重新探究這些問題，從而補充傳統經濟史的研究，或得到異於傳統經濟史的論點，重新詮釋日治時代臺灣經濟史上一些重要的問題。新經濟史的這些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殖民地人民之生活水準、土地分配的趨勢、租稅結構的形成因素、租佃制度的影響、大小租制度及相關的隱田問題、甘蔗價格的決定因素、金融制度和其他經濟制度等方面。 3.1日治時代人民之生活水準 傳統經濟史研究雖然都相信日治時代經濟成長快速，但卻由於前述各種剝削途徑，而認為當時人民的生活水準低，且長期間未有顯著的改善，甚至是下降。對於這個問題，經濟學者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的論戰，終而在某些方面獲得共識，也在某種程度之內推翻了傳統的看法。 張漢裕（1955a，1974，1984a；Chang，1969）是首位利用經濟理論與統計資料討論日治時代臺灣人民生活水準的學者，他在1950年代初期，利用統計資料計算，得到1920年代與1930年代平均每一成年農民每日吸收的熱量約有3,600卡，超過一個體重60公斤的體力勞動者之需要。他又利用恩格爾法則扼要分析1936-1937、1941-1942與1950-1951年期農家消費支出結構，發現1950-1951年期農家生計低於1936-1937和1941-1942年期。這個結論推翻了部分傳統的看法，也激發了Samuel P.S. Ho（1968；1978）、Myers（1970）和Yhi-min Ho（1971）等人的後續研究和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