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雙城記》這段話最好用來形容今天的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中國在減貧、基建和教育普及等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但卻仍深陷在貪污腐化、法治不彰、環境破壞等的泥澤當中。這種消費未來和危機四伏的發展形態令人質疑「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甚至重新議論「中國崩潰」的來臨。但中國這個威權體制卻一直顯示驚人的調適力，通過領導人的意志、宏觀調控、行政改革等將問題剎停在臨界點前，卻又未能以制度化的方式徹底化解危機。

　　中國已經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社會亦呈現多元分化的氣象，但是否最終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仍未清晰，讀懂中國這本書是一大挑戰。本書嘗試透過一群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社會學家，以縱橫交錯的角度分析中國的不同面向，與讀者共同思考中國的前途。

作者簡介

陳健民

　　美國耶魯大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曾任該校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及香港亞太研究所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集中在華人社會公民社會與民主的發展。

鍾華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珠三角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研究中心及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擔任亞洲犯罪學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社會發展、犯罪學及法律社會學。其著作曾發表於多份國際學術期刊，並出任多份國際學術期刊評審。

「通識教育叢書」總序  金耀基   ix
前言   xiii

第一章  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   1
盧暉臨

第二章  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   31
詹晶、段海燕

第三章  農村問題   77
郭樺

第四章  城市化進程與農民工   107
宛恬伊、胡曉江

第五章  社會不平等、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   135
張歡華

第六章  社會衝突與公民社會   167
陳健民

第七章  中國的犯罪與社會控制   189
鍾華、劉月

第八章  人口與健康  219
同鈺瑩、金蕾

第九章  中國近代家庭的變遷   243
丁國輝、張歡華

第十章  中國消費主義的崛起   265
劉飛

作者簡介   287
「通識教育叢書」編者跋   291

前言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在《雙城記》這段話最好用來形容今天的中國。
　　
　　由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短短三十多年間，中國已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國民生產總值在2014年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其中工業生產總值佔了42.6%，1可以說中國已是一個工業大國，甚至是「世界工廠」。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亦有顯著的改善。貧窮人口從1978年的2.5億大幅削減至2013年的8,249萬。2識字率亦由1979年人口的70%3提升至近年來的95%以上（Wang1985）。現在大學畢業生的數目已攀升至每年約700萬。4無可置疑，中國已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經濟發展和教育改善令中國有「底氣」在世界面前展示國力。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成功舉行，開幕禮場面盛大，最後中國取得51面金牌，成為全球第一的體育強國。2007年，中國發射火箭登陸月球，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11年，中國第一艘自製航空母艦下水，標誌著中國軍事實力的上揚，有必要時不惜亮劍。中國的崛起，自然令國際競爭對手神經緊張。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角色，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南海亦難以安寧。但中國顯然仍以發展經濟、維持社會穩定為當前首要國策，一個和平的國際和區域環境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此，更多的觀察家關注的並非戰爭的威脅，而是中國會否被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所拖垮。
　　
　　在2014年四中全會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依法治國」的概念，反映近年中國出現的利益集團，在全國不同領域侵吞國家資產、掠奪農民土地、壓搾勞工，而「權大於法」和司法腐敗問題也日益嚴重，造成民怨沸騰，群眾事件不絕。習近平深明官商勾結已將國家引至危險境地，故此在執政後致力打擊貪腐，令多名國家級領導相繼下馬。但這種雷厲風行的反腐方式，由於不是從制度入手，容易令人聯想是藉反腐進行權力鬥爭。此外，改革的手段是先讓習近平集權於一身，壓抑媒體和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從上而下整頓黨風的方式去對抗利益集團，不單效果成疑，更令人擔心會造成政治與社會領域的倒退。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的改革思路是「放權讓利」，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中央權力不斷下放至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招商引資成為考核地方幹部表現的標準，國有企業亦以創收而非為工人提供全面福利作為首要任務。這種權力下放和利益引導調動了幹部的工作動機，同時亦引發官員弄權、侵吞國有資產等惡果。在經濟領域，中國政府適時引入民營企業的競爭，視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組成部份」，將缺乏效益的集體和國營企業淘汰。不過基於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的阻礙，大型國企的控股權仍然掌控在國家或相關高幹手中。在政治領域，中國政府卻完全沒有引入任何權力競爭機制。不單憲法上規定了一黨專政，連人大以至村委會選舉都受到中共的高度控制，令體制內的監督機制如同虛設。再加上政府對媒體和公民社會的限制，無法在體制外調動社會監督，地方官員更是專橫跋扈，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因此，「放權讓利」固然造就了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亦引發出眾多的政治與社會問題。譬如地方官員盲目招商引資作為政績，罔顧環保法規，容忍工廠污染環境，造成生態災難。又譬如地方政府喜歡以硬件建設作為形象工程，審批工程又涉及重大利益，提供貪腐的機會，結果是各地出現重覆建設、甚至建完重修的「豆腐渣工程」。社會學家更是關注權力下放會否加劇中國的社會分配不均。中國的堅尼系數已經連續十年超過聯合國提出的警戒線0.45（2014年官方數據為0.4695，民間統計則高達0.736），可見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未能合理地分配。造成這種社會分配不均的原因，首先是城鄉的差距，其次是地域因素（沿海與內陸）。這不單是因為沿海城市有地理優勢，亦是因為國家對這些城市提供經濟優惠政策（如稅務減免）。各地政府亦因為稅收的龐大差距，更令內陸地區較難通過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第二次再分配」去調和社會不均。因此，在90年代初有學者提出中央政府應加強財政收入，以強化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達到調和區域的差距，減少分配不公（王紹光及胡鞍鋼1994）。
　　
　　隨後中國政府的確進行一系列財政改革，減少地方政府保留的稅收。但通過中央集中運用的財政資源是否有效促進不同地域較平均的發展機會？農村在基建與福利措施方面是否得到明顯的改進？這些問題仍有待研究。地方政府在上繳更多稅收到中央後，為了支撐地方的建設和維護官員的既得利益，卻出現更多官商勾結，騙搶農民土地的事件，令「土地流轉」成為當前農村的重大議題，亦是廣東「烏坎事件」的背景所在。
　　
　　面對著中國這個幅員遼闊、地域經濟與文化差距龐大、已經實行分權讓利政策多年的國家，習近平以一種近乎「新權威主義」、從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去挑戰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其成效將會如何？習近平又能否超越黨內的監督系統和整風運動，建立獨立的司法系統去規範幹部的權力？他又能否更進一步依賴社會力量（包括自由媒體與公民社會），甚至是民主制度去制衡權力？這些問題不單涉及中國黨政一體的政治制度，更涉及這套制度更深遠的意識形態根源。而所謂的意識形態，不單是指馬列毛思想中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還涉及多年來中國文化中對「多元思想」的抗拒。
　　
　　遠者，可追溯至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如何經歷秦漢的高壓與收編而最終變成「獨尊崇儒、罷黜百家」的局面。近者，是中國於19世紀中面對烈強入侵，知識界出現「中國意識的危機」（林毓生1988），最終變成全盤否定儒家思想，轉而向西方取經以富國強兵，卻又痛恨西方霸權氣焰，內心矛盾重重。BenjaminSchwartz（1979）認為馬克思主義便是一種「來自西方而反西方」的思想，正能疏解當時知識分子忐忑不安的心理。今天中國雖已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但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卻形成當前執政者與不少知識分子對西方霸權的防備心理。隨之而來的，是對民主、自由、多元、法治等源於西方的「普世價值」有所抗拒。特別近年西方國家面對金融風暴以及經濟衰退，也出現了對自身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種種反思；相比之下，中國卻成為「發展的孤島」，憑其龐大的市場和總體財力縱橫國際政治舞台，更有自信談「中國模式」，包括以集權的方式進行反腐和「依法治國」的政革。
　　
　　但這種自信是否有充份根據？中國模式是否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的改革是否能引領中國成一個強大而文明的國家？本書無法直接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期望讀者先了解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脈絡、指導意識形態的轉變和每個領域最凸顯的問題，然後自己去探索中國何去何從的大課題。本書作者大多為中國研究領域的中青年學者，嘗試用社會學理論疏理各種繁複的社會現象，讓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國社會」課程及其他有興趣了解當代中國的讀者，能在這「最好的時代亦是最壞的時代」中，以關懷和理性的態度審視自己的國家。
　　
　　國際學術界研究現代中國社會的理論框架多種多樣，NormanStockman（2000）將其總結為四個主要角度：（1）文化角度側重東西方文明的對比；（2）經濟角度視中國為龐大的經濟體，著重分析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3）政治角度則認為中國是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共產」國家，更關注其意識形態和國際關係；而（4）社會的角度或許最為綜合全面，社會學家們試圖跳出中國的「特殊性」，藉研究百年來中國各方面的「變」與「不變」來探索人類社會變遷的進程。本書採納這種社會的角度，試圖從多個側面向讀者描述真實的現代中國，讓讀者了解到社會發展每一步的博弈過程及其帶來的正面和負面效應，並通過綜合評介中西方的研究成果引發讀者進行多維度的比較和思考。
　　
　　百年來的中國社會變遷，緊緊圍繞著中國幾代人對現代化的追求。儘管學界對現代化和現代性存在種種反思和批判，但至少從目前來看，「現代化」的社會形態仍是大多數人期望發展的方向，中國並非例外。從洋務運動到改革開放，不同年代的中國領導人與知識分子都認識到建立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性，也朝著這個方向做出種種努力。研究現代化進程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屬於「後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在列強侵略的刺激下才被迫奮起革新。與「早發內生型」國家（英美法等）相比，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起點較低，又面臨著不平等國際秩序的掣肘和資源人才的局限，導致其發展道路不可避免地充斥各種曲折。此外，根據現代化理論解釋，現代化涉及了工業化、城市化、結構分化與整合、世俗化及理性化等多方面的社會發展，而這些現代化因素之間必然存在矛盾與衝突，因為社會中幾乎沒有兩個因素能夠以同樣速度適應劇烈的社會變革，比如經濟增長與收入平等的矛盾、政治穩定與政治民主化的矛盾，以及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的矛盾等等。早發內生型國家的現代化通常經歷了幾百年，這類社會可以通過較長的歷史時期去消化或逐步減輕各種矛盾；但後發外生型國家的發展速度過快，這些矛盾可能同時爆發，程度也可能更加嚴重。與許多後發現代化社會一樣，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也不得不面臨上述矛盾，並在矛盾的兩面艱難抉擇（Levy1972;孫立平2005）。
　　
　　基於中國屬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事實，本書採用以上介紹的現代化理論框架，通過不同章節具體分析現代化的各個因素在中國的表現，希望有助於讀者了解今日中國各種問題之根源。全書分為十個章節，前兩章屬於綜合性的介紹，第三章至第十章為專題形式。第一章簡單回顧從清末至1978年之前的中國現代化之路，為讀者理解改革開放後的現代中國做好背景鋪墊。作者首先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四個方面介紹了傳統中國的特徵，但傳統中國自清末以降在西方衝擊下逐漸面臨存亡絕續的危機，有識之士先後進行了各種現代化艱難探索，上述四方面傳統逐漸解組並重構：新文化運動奠定了中國向現代化轉變的思想基礎，也因各種歷史原因使中國迅速接受了來自西方卻反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而毛澤東時代則在多年戰亂後為中國贏得了完整的主權國家地位和相對和平的國際發展環境，建立了足以發動和控制全面現代化改革的龐大政治體系，通過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快速推進工業化，並以高積累和犧牲農村為代價完成了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但這種「國家」現代化道路並未改善民眾的普遍窮困，也未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解決國家與民眾之間的張力並釋放更多經濟與社會的活力，是後毛澤東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二章則梳理了70年代末以後中國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大脈絡，讀者就此可以了解中國在三十多年間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在於漸進式改革，即在保持政局穩定的前提下，通過強有力的政府發動大規模的變革，將有限的資源放在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以逐步實現經濟騰飛和社會進步，這也跟其他相對成功的後發現代化社會（比如日本、德國、台灣等）在發展初期走過的道路相似；但社會變遷過於迅速必然帶來很多矛盾，而且政治改革遠遠滯後於經濟改革，都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現代化帶來巨大挑戰。
　　
　　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包產到戶的制度革新開始，但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之路仍然迷霧重重。本書的第三章即聚焦於中國農村，希望讀者可以簡要了解農村社會三十年間的曲折發展道路，並探討目前面臨的各種問題及其根源。簡言之，中國農村改革自始至終面臨著地少人多的現實困難以及社會主義集體土地所有制的桎梏，優先發展城市的宏觀制度安排也造成了農村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持續落後，無法吸引優質資源和人才，這種惡性循環甚至威脅到相對民主的農村政治架構。與第三章相呼應，第四章重點介紹改革開放以後飛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並強調中國城市化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動力來自90年代中後期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城市化水平往往與技術改革、經濟增長和民眾生活條件改善等正向社會結果相關，是反映一個社會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達到世界平均標準。中國城市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東中西部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大城市的過度城市化，以及農民工在城市權益的保障缺失。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明顯表現出更高的權利意識和融入城市的意願，未來的改革必須著重探索如何使農民工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賦予公民真正的遷徙和居住自由。
　　
　　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後發現代化國家往往在追求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無法兼顧平等分配利益。閱讀以上各章可以基本認識到：在毛時代，國家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締造者，也製造了政治上的特權階層，但居民收入總體上差別較小；進入改革時代，國家和市場的共同作用進一步加劇了城鄉分化，拉開了中西部和東部的區域差距，90年代改革加速後更逐漸產生了政商結盟的巨富利益集團，與數量龐大的、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的底層（農民和農民工為主）形成鮮明對比。本書第五章即詳細總結了中國目前的社會分層結構及其來源，並指出今日中國的社會流動仍然面臨強大的制度障礙，包括發達城市戶口和國家體制內「單位」的半封閉狀態、政治和經濟精英的代際世襲，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就現代化階段而言，中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分化甚至呈現階層固化的趨勢，但缺乏有效機制調節各階層利益分配並充分給予底層向上流動的希望。建立新的社會整合系統，仍任重道遠。
　　
　　社會高度不平等無可避免地帶來各種社會衝突，第六章首先概括了過去十幾年間中國社會不斷增長的群體反抗，矛盾主要集中在環境、勞工、教育、徵地、司法和健康等方面，官民關係日趨緊張。同許多後發現代化社會一樣，中國政府選擇了強調政治穩定以保經濟增長的現代化之路，意味著在這一發展階段未顧及政治民主和收入平等。國家層面針對此類民生問題的制度性改革因而進展緩慢，主要以維穩手段強行解決各種爭拗。但是，中國民間的力量並未就此沉默。社會經濟的進步使一部份普通人的公民意識覺醒，公民社會逐漸崛起，成為自下而上推動國家進一步現代化（特別是促進政治民主進程及達成社會整合）的重要力量。第六章接下來重點介紹了西方公民社會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歷史，以及中國公民社會近年來的成長和發展情況。當代中國既需要公民社會在緩解社會衝突時的中介作用，也需要公民社會強化弱勢群體的有組織抗爭能力，並對宏觀政策及社會整體風氣進行全面監督和倡導。
　　
　　新一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以維穩手段無法從根源上緩解社會矛盾，下一階段改革的目標必須包括減少收入差距，並建立一個相對公平的司法系統使人們可以在法律框架下解決爭議。本書第七章即聚焦於司法問題，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國的犯罪趨勢，然後詳細介紹了中國的司法現狀及其面臨的挑戰。學界早有共識，犯罪率的升降遵循一定的社會發展規律，在高速現代化過程中，由於社會失範及社會不平等等原因，很多國家在現代化早期都經歷了各種犯罪大幅增加的歷史階段。中國的犯罪率自80年代末開始上升，21世紀初以後增長速度才有所放緩，嚴重暴力犯罪甚至出現了小幅度的下降，這也許意味著部份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已經走過了現代化早期。目前中國的總體犯罪水平在全世界屬於中下游，但某些犯罪類型依然需要全社會高度重視，包括農民工及其下一代的越軌與犯罪、恐怖主義犯罪、有組織犯罪以及毒品犯罪。控制各種犯罪和越軌行為既依靠正式的司法系統，也離不開非正式的社會觀念和組織。中國大陸民眾的法治意識總體上依然淡漠，傳統社區和家庭起了重要的防範作用，很多衝突也會訴諸民間方式而非官方訴訟。至於正式的司法系統，主要包括警察（公安）、法院、檢察院和懲教部門（監獄）等。當前司法系統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黨」大於法、專業性不足，以及因缺乏透明度和監督導致司法腐敗和違反人權事件頻發。法治程度也是衡量一個社會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所以中國的司法改革從未停止；但如果不進行根本上的制度調整，賦予司法相對獨立性並建立有效的公眾監督機制，中國的司法系統只能是黨國官僚體系中的附庸。
　　
　　中國在過去百年間的巨大變遷，除政治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和經濟現代化之外，也包括了人口結構以及社會生活層面逐漸從傳統邁向現代。少子化、老齡化、核心家庭增多及消費主義盛行等等轉向在先發現代化國家基本是自然形成的，但在後發現代化社會的發展中處處離不開國家的影子，中國尤為明顯。第八章側重於分析中國1949年至今的人口轉變、健康狀況以及兩者所面臨的問題。在毛時代，中國終於結束了長期的戰亂，直接導致生育率劇增；而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干預也使全中國的衛生健康水平迅速提升，人口死亡率隨之大幅下降。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一歷史時期的人口迅猛增長帶來了沉重社會壓力，改革開放後政府立即嚴格推行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雖然確實有效地抑制了人口增長，但也帶來很多社會經濟問題，包括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尚未做好養老的財富儲備和制度安排，勞動力人口下降（人口紅利消失）而依靠大規模勞動力的經濟模式尚未完成轉型，在傳統農村執行計劃生育造成的官民衝突，男性偏好導致的長期性別比失調甚至危及未來幾千萬男性的婚戀和整體社會穩定。雖然毛時代建立了相對平等的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醫療制度，但1978年後的市場化改革減少了對公共醫療資源的投入，前文提到的社會不平等也包括了醫療健康資源分配不合理，導致農村居民及流動人口缺乏醫療保障，他們也面臨更多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健康風險遠高於其他階層。
　　
　　國家在不同時期的人口及政經政策同樣影響到中國家庭的轉變，第九章大致梳理了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中國家庭如何逐步適應現代工業社會。在毛時代，大規模的政治改造使中國家庭迅速接受了自由戀愛，樹立了以夫妻為核心的家庭關係，總體上促進了兩性平等；但公權力過分介入家庭生活，國家通過基層組織替代了傳統家族和長輩的功能，甚至影響到生育和婚戀對象的選擇，普遍的貧窮也強化了家庭經濟功能而忽視親密關係的培養。改革開放之後，國家逐漸撤出私領域，更多以福利和法律等現代手段帶動家庭行為，輿論上也強調感情為重的現代婚姻觀。但由於嚴厲執行計劃生育，國家仍然深刻影響了「4–2–1」的家庭人口結構，獨生子女往往成為家庭生活的核心；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市雖然實質地提高了農村女性的社會地位，但也帶來多種家庭婚戀問題。
　　
　　消費主義是現代社會中一種較為普遍的生活方式：某種程度上，人們消費的並不是消費品本身，而是附著在商品和服務之上的文化符號，是一種欲望而非實際生存需要。本書最後的第十章即從消費主義入手，為讀者介紹中國人生活方式在國家介入下的現代轉型。清末以降，中國貧窮積弱，長期以來民眾的消費都只是為了維持基本生存。毛時代的國家策略優先保障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積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也控制了各種基本消費品的分配，城鄉的個人消費都被嚴重限制，甚至被污名化。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特別是90年代後，隨著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消費革命也在國家默許下逐漸展開。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已經到了轉型時期，需要大力鼓勵內部消費，以增加內需；另一方面，消費主義的興起標誌著居民生活品質的改善，執政黨的合法性也能夠因此增加，進一步維持政治穩定。但中國當前的消費主義存在泛濫的趨勢，先富群體的奢侈性或炫耀性消費可能會加劇社會不平等造成的階層對立，引起政府（過度支出的「三公」消費）、消費者（不擇手段滿足欲望）和生產者（食品安全問題和假貨盛行）的三重道德危機，嚴重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也帶來了生態危機。換言之，中國距離真正的現代消費社會仍然遙遠，亟需培養更適合中國國情的綠色消費主義和良心消費主義觀念，也需要通過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等制度調整以保障中低階層的平等消費權。
　　
　　現代化進程包含多方面的社會進步，本書雖未能包含所有因素，但各位作者已經在政治、經濟、城鄉轉型、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司法制度、人口、家庭和生活方式等主要方面盡力呈現給讀者近現代中國的曲折現代化之路。作為新晉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可以利用其「後來者優勢」在短時間內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技術；1949年以後建立的強政府既有能力保持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以集中精力發展，也可能更好地把握發展的大方向。但中國同樣不能避免後發現代化社會的劣勢：現代化起點過低，掌握政權的領導層未必具備承擔新任務的能力；各種現代化因素也無法同步發展，在極度壓縮的發展過程中矛盾容易集中爆發。與此相對應，毛時代的中國雖然取得了部份成就，但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出現了重大失誤，國家和民眾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價；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雖然做到了政治穩定及經濟騰飛，但同時也犧牲了社會平等和政治民主化，面對社會日益分化對立也尚未找到適合的社會整合機制。這些方面都將是未來改革的重點。
　　
　　最後，兩位編者要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大學通識教育部和各位作者對本書的出版付出的努力。此書完稿時，正值香港與內地關係異常緊張之際。期盼此書的出版能增進香港學生對中國的了解，在一國兩制的張力中，尋求安身立命之道。
　　

　　陳健民、鍾華
　　2015年2月25日於香港中文大學


1 國家統計局：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1/t20150121_671820.html
2 人民網：cpc.people.com.cn/n/2014/1016/c64387-25850085.html
3 國家統計局：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4 中國教育在線：www.eol.cn/html/c/2014znjyn
5 國家統計局：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1/t20150120_671037.html
6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王紹光及胡鞍鋼。1994。《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林毓生。1988。《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孫立平。2005。《現代化與社會轉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英文部份
Levy, M. J. 1972. Modernization: Latecomers and Survivors.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wartz, Benjamin. 1979.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ockman, Norman. 2000.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Pp. 1–22 in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Wang, Y. 1985.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Mob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cy Campaigns in China.” Pp. 11–43 in Issues i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national Literacy Programmes, edited by G. Carron, and A. Bordia. 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