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百週年回顧，杜威訪華一百週年回顧
重返五四現場，第一手體會百年前的震動。

　　一場革新運動的迸發，絕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思想與社會的長期醞釀。
　　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三十一位關鍵人物，暢談新思潮、新青年、新倫理、新文學。
　　第一手文本呈現，以最直接方式沉浸新生國度的思潮激盪。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大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遊行，這只是五四運動的冰山一角。五四學潮兼及思想啟蒙、文學革命與政治抗爭，最值得注意的並非其規模或激烈度，而是背後制度與精神氛圍的積蓄，啟蒙思潮下醞釀已久的喧嘩眾聲，藉著巴黎和會的觸媒噴發而出，勾勒出外爭主權、內爭民主的反叛形象，召喚著往後一代代的年輕人。

　　《五四讀本》意圖描繪的即是「思想的五四」，而不是「行動的五四」，是五四運動背景的蓬勃精神、各方的多元聲音。本書選錄三十一位重要人物所著的五十篇代表性的文獻，跨越由《新青年》創辦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新文化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八年時光，除了這些作者對五四學運本身的看法，更反映他們對新思潮、新青年、新倫理、新文學的想像。

　　我們依照時序，以最貼近原始的方式呈現這些核心文本，希望能使讀者直接觸摸塵封的歷史，並做出獨立的辨析和判斷，建立屬於自己的歷史地圖，與一世紀前的先人深刻對話。

　　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喜歡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陳平原

 

編者簡介

陳平原

　　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長江學者獎勵計畫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曾出版《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當代中國人文觀察》、《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等著作三十餘種。

季劍青

　　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民國北京都市文化方面的研究。著有《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1928-1937》、《重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譯有《中國現代女性作家與中國革命：1905-1948》、《趙元任早年自傳》。編有《傳燈：當代學術師承錄》（與張春田合編）、《北平味兒》。論文亦散見於《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近代史研究》、《中國文學學報》等刊物。
 

陳平原 序言
1 陳獨秀 敬告青年
2 李大釗 青春（節選）
3 吳稚暉 青年與工具
4 高一涵 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
5 胡適 文學改良芻議
6 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7 陳獨秀 文學革命論
8 林紓 論古文之不宜廢
9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說
10 劉半農 我之文學改良觀（節選）
11 錢玄同 嘗試集序
12 胡適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節選）
13 李大釗 庶民的勝利
14 劉半農 作揖主義
15 周作人 人的文學
16 傅斯年 《新潮》發刊旨趣書
17 陳獨秀 本誌罪案之答辯書
18 魯迅 隨感錄•四○
19 周作人 思想革命
20 李大釗 新舊思潮之激戰
21 胡先驌 中國文學改良論
22 林紓 致蔡元培書
23 蔡元培 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
24 馬寅初 中國之希望在於勞働者
25 傅斯年 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
26 梁漱溟 論學生事件
27 錢玄同 文學革新雜談
28 羅家倫 「五四運動」的精神
29 張東蓀 「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
30 王光祈 「少年中國」之創造
31 張東蓀 第三種文明
32 杜亞泉 新舊思想之折衷
33 章士釗 新時代之青年
34 蔣夢麟 新舊與調和
35 魯迅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36 吳虞 吃人與禮教
37 許德珩 五四運動與青年的覺悟
38 杜亞泉 何謂新思想
39 鄭振鐸 我們今後的社會改造運動
40 瞿秋白 革新的時機到了！
41 胡適 新思潮的意義
42 沈雁冰 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
43 孫中山 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節選）
44 梁啟超 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
45 羅家倫 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節選）
46 梁啟超 「五四紀念日」感言
47 邵力子 主義與時代
48 梁漱溟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緒論（節選）
49 梅光迪 評提倡新文化者
50 吳宓 論新文化運動

 

序言

　　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五）的「導言」中，我寫下這麼一段話，今天看來依然適用：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作為後來者，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大學生天安門前集會遊行，那只是冰山一角。這次學潮最值得注意的，不在其規模或激烈程度，而在於「有備而來」。這裡指的不是有綱領、有組織、有領導（恰好相反，此次學潮的參與者有大致相同的精神傾向，但無統一立場與領導），而是制度基礎以及精神氛圍已經釀成，「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巴黎和會不過是一個觸媒，或者說一陣不期而至的「東風」，使得啟蒙思潮下逐漸成長起來的大、中學生們的「愛國心」與「新思想」噴薄而出。而由此樹立的一種外爭主權、內爭民主的反叛形象，召喚著此後一代代年輕人。

　　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喜歡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談論百年前的「五四」，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政治運作或思想學說，還不如說是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讓我等怦然心動，歆羨不已。

　　關於五四運動的時間跨度，歷來眾說紛紜。本讀本不做仔細考辨，而是取目前學界的主流意見，即從《新青年》創辦的一九一五年說起，到一九二二年新文化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為止。選擇此雲蒸霞蔚的八年中五十篇有代表性的文獻，讓非專業的讀者能直接觸摸那段早已塵封的歷史，與一個世紀前的先賢對話，並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比起簡單明瞭的教科書或愛恨分明的小冊子來，由若干基本文獻構成的「讀本」，雖也受編者立場的制約，但相對接近原始狀態，路徑縱橫交叉，聲音抑揚起伏，讀者經由仔細的辨析，可以建立屬於自己的歷史地圖。

　　經由一百年反覆的紀念、陳述與闡釋，「五四」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儲藏室，只要你闖進去，隨時都能找到自認為合適的食物或武器—可這不等於就是五四那代人的真實面貌。一次次帶有儀式感的五四紀念，自有其社會動員與文化建設的意義。但我以為更重要的，還是閱讀當年那些核心文本，經由自己的獨立判斷，與歷史展開深入對話；而不是人云亦云，記得某些標準答案。當然，這裡有個假設，那就是，五四不以「密室商談」見長，絕大部分立場與思考都落在紙面上，且當初曾公之於世。也就是說，本讀本呈現的，主要是「思想的五四」，而不是「行動的五四」—後者需要歷史學家借助各種公私檔案勾稽與重建。

　　本讀本中，直接談論作為學潮的五四運動的，主要是以下幾篇—梁漱溟的〈論學生事件〉、羅家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許德珩的〈五四運動與青年的覺悟〉、孫中山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以及梁啟超的〈「五四紀念日」感言〉。相對來說，涉及新思潮、新青年、新倫理、新文學的，更值得關注。以下略為摘引。

　　關於新思潮—胡適曾引述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來為五四新文化人眼中的「新思潮」定義：「我以為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新思潮的意義〉）杜亞泉不喜歡將「新思想」歸結為「推倒一切舊習慣」，認定那只是一種情緒，「僅有感性的衝動，而無理性的作用」，其作用近似「英國當十九世紀初期，勞動者以生活困難之要求，闖入工廠，摧毀機器」（〈何謂新思想〉）。蔡元培則意識到中國人受數千年專制思想影響，習慣排斥乃至消滅異己，故大學傾向於 「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具體說來就是：「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

　　關於新青年—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陳獨秀給「新青年」定了六個指標：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敬告青年〉）。那位日後因任教育總長而備受魯迅等譏諷的章士釗，也曾這樣談論青年的職責：「總之，一國之文化，能保其所固有；一國之良政治，為國民力爭經營而來，斯其國有第一等存立之價值。此種責任，即在青年諸君。」（〈新時代之青年〉）至於學生領袖羅家倫，則在紀念五四運動一週年時，做了如下簡明扼要的表述：「總之五四以前的中國是氣息奄奄的靜的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是天機活潑的動的中國。『五四運動』的功勞就在使中國『動』！」（〈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

　　關於新倫理—陳獨秀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稱：「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誌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則說：「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凡是不作工吃乾飯的人，都是強盜。強盜和強盜奪不正的資產，也是一種的強盜，沒有什麼差異。」接下來，該輪到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上陣了：「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關於新文學—胡適高舉「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大旗衝鋒陷陣，取得了突出的業績：「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錢玄同藉為胡適的《嘗試集》作序，與之遙相呼應：「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裡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裡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嘗試集序〉）周作人則希望將工具的變革與思想的進步合而為一，創造一種「人的文學」：「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其中又可以分作兩項，（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的可能性；（二）是側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人的文學〉）

　　以提倡白話文為突破口，是個精彩的戰略選擇，這也是五四新文化人眾多探索中，文學革命功績最為顯著、也最為堅挺的緣故。談論兼及思想啟蒙、文學革命與政治抗爭的五四運動，可以突出政治與社會，也可以專注思想與文化，本讀本明顯傾向於後者。翻閱此讀本，有三點提醒讀者注意：

　　第一，作者絕少純粹的政治人物（只有一位孫中山，但不是當權派），基本上都是大學師生或媒體人，他們的發言不代表黨派，更多體現為讀書人對於中國命運的深沉思考。正因亂世英雄起四方，沒有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政府權威尚未建立），各種思潮、學說、政治立場都得到了很好的發聲機會，這也是五四時期言論格外活躍的緣故。在野諸君，「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大膽立論，橫衝直撞，雖說論戰時不免意氣用事，但絕無告密或以言入罪的可能。

　　第二，論戰各方立場差異很大，但所謂新舊之爭，只是相對而言。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被判為守舊的反面人物，在我看來，只是「不當令」而已—他們可能是上一幕的英雄（如林紓、章士釗），或下一幕的先知（如《學衡》諸君）。本讀本所收錄的，沒有絕對的反派。大家都在尋求救國救民的路徑，只是方向不同，策略有異，而「新文化」正是在各種力量相互對峙與衝撞中展開其神奇的「運動」的。其實，晚清開啟的西學東漸大潮，早已積蓄了足夠的能量，使得大多數讀書人明白，變革在所難免，復古沒有出路，爭論的癥結僅僅在於，是快跑還是慢走，是激進還是穩妥，是調和還是偏執。

　　第三，既然是報刊文章，基本上都是面對當下，絕少書齋裡的玄思。諸多評論、隨筆與雜感，表達直白且急切，單篇看不怎麼樣，合起來，方才明白那代人的思考及努力方向。「正因身處危機時刻，來不及深思熟慮，往往脫口而出，不夠周密，多思想火花，少自堅其說，各種主義與學說都提到了，但都沒能說透，留下了很多的縫隙，使得後來者有很大的對話、糾偏以及引申發揮的空間。這種既豐富多彩、又意猶未盡的『未完成性』，也是五四的魅力所在」（陳平原〈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二十一世紀》二○一九年四月號）。

　　比起寫給專家的鴻篇巨制，編一冊面向公眾的讀本，很有必要，但並不容易。以十幾萬字的篇幅，呈現百年前那場以思想啟蒙為主體的運動，需認真謀篇佈局。本讀本的特點是：首先，以人帶文，基於我們對五四運動的理解，選擇三十一位重要人物，每人最多不超過三篇文章，以便呈現多種聲音，避免一家獨大；其次，所謂多元，並不排斥主導因素，新文化運動與北京大學關係極為密切，故北大人占了十九位（含兼課的錢玄同、魯迅，以及早退的林紓、沈雁冰）；第三，不僅按慣例選錄論戰中截然對立的雙方，更考慮運動的各相關方，力圖呈現歷史的側面與背面；第四，這是一個以報章為中心的時代，當事人大都「有一種主張不得不發表」（陳獨秀語），《新青年》入選文章最多，共十七篇，其次《東方雜誌》六篇，再次《每週評論》四篇、《新潮》及《晨報》各三篇，《學衡》及《新社會》各二篇；第五，全書不以人物或主題分類，所選文章一律按發表時間排列，以便呈現犬牙交錯的對話狀態；第六，以立論為主，不選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戲劇），文章篇幅實在太長的，採取節錄方式；第七，既不刪改，也不做注，*只是提供作者簡介，這對普通讀者是個挑戰—但我以為這種艱辛的閱讀是值得的。

陳平原
二○一九年三月十七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編輯部按：本書按各文原刊校對，保留當年作者使用之通假字、異體字，唯修正錯字並整理標點、格式，以粗體標示原刊有強調號畫記文字，以楷體標示原刊引文及小字註解。以【】標記者，為節錄等編輯資訊。
 

〈人的文學〉周作人（*編輯部按：本書按各文原刊校對，保留當年作者使用之通假字、異體字。）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新舊這名稱，本來狠不妥當，其實「太陽底下何嘗有新的東西？」思想道理，祇有是非，並無新舊。要說是新，也單是新發見的新，不是新發明的新。「新大陸」是在十五世紀中，被哥侖布發見，但這地面是古來早已存在。電是在十八世紀中，被弗蘭克林發見，但這物事也是古來早已存在。無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見哥侖布與弗蘭克林纔把他看出罷了。真理的發見，也是如此。真理永遠存在，並無時間的限制，祇因我們自己愚昧，聞道太遲，離發見的時候尚近，所以稱他新。其實他原是極古的東西，正如新大陸同電一般，早在這宇宙之內，倘若將他當作新鮮果子、時式衣裳一樣看待，那便大錯了。譬如現在說「人的文學」，這一句話，豈不也像時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時生了人道。無奈世人無知，偏不肯體人類的意志，走這正路，却迷入獸道鬼道裡去，旁皇了多年，纔得出來。正如人在白晝時候，閉著眼亂闖，末後睜開眼睛，纔曉得世上有這樣好陽光；其實太陽照臨，早已如此，已有了許多年了。歐洲關於這「人」的真理的發見，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紀，於是出了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兩個結果。第二次成了法國大革命，第三次大約便是歐戰以後將來的未知事件了。女人與小兒的發見，却遲至十九世紀，纔有萌芽。古來女人的位置，不過是男子的器具與奴隸。中古時代，教會裡還曾討論女子有無靈魂，算不算得一個人呢。小兒也祇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認他是一個未長成的人，却當他作具體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與教育的悲劇。自從Froebel與Godwin夫人以後，纔有光明出現。到了現在，造成兒童學與女子問題這兩大研究，可望長出極好的結果來。中國講到這類問題，却須從頭做起，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女人小兒更不必說了。如今第一步先從人說起，生了四千餘年，現在却還講人的意義，從新要發見「人」，去「闢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學，總比不學該勝一籌罷。我們希望從文學上起首，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便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