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觀點論述，重新審視日本的近現代發展進程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叢書：
　　① 《幕末與維新》井上勝生　著
　　② 《民權與憲法》牧原憲夫　著
　　③ 《日清、日俄戰爭》原田敬一　著
　　④ 《大正民主運動》成田龍一　著
　　⑤ 《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加藤陽子　著
　　⑥ 《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　著
　　⑦ 《佔領與改革》雨宮昭一　著
　　⑧ 《高速增長》武田晴人　著
　　⑨ 《後戰後社會》吉見俊哉　著
　　⑩ 《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岩波新書編輯部　編

　　第三卷《日清、日俄戰爭》：

　　立憲國家—日本幾乎每隔五年就要進行一次大的戰爭，它為何要連續不斷製造這樣的緊張時期？為了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它必須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生怎樣的變化？

　　殖民統治—日本通過日清、日俄戰爭得到了台灣和朝鮮兩個殖民地，真的是為了將「先進的日本」的技術和資本移植到「落後的地區」嗎？

　　國民統合—日清戰爭如何催生日本的媒體社會？對近代日本國民意識形成起了何種作用？

　　明治輝煌—日俄戰爭是開拓了亞洲輝煌的未來，還是一場與歐洲勢力共同分贓的戰爭？

　　本書質疑了所謂的「光輝的明治時代」，同時也描繪出了「大日本帝國」開始冒頭的世紀之交的二十年的日本近代史。內容通俗易懂、觀點鮮明具有衝擊力，日文版問世後在日本讀者中反響強烈。

作者簡介

原田敬一（Keiichi Harada）

　　1948年出生於日本岡山市，1982年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畢業。現為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教授，專業領域為日本近代史。

　　著作有：《日本近代都市史研究》《國民軍的神話—成為士兵的歷程》《帝國議會的誕生》；編著《日清戰爭社會史》等。

譯者簡介

徐靜波

　　現為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專業領域為中日文化關係、中日文化比較。曾在神戶大學、京都大學等擔任招聘教授。著作有：《梁實秋：傳統的復歸》《東風從西邊吹來——中華文化在日本》《日本飲食文化：歷史與現實》《日本文化人與上海（一九二三 - 一九四六）》《上海の日本人社會とメディア》（合著）《和食的饗宴》；另有譯著《蹇蹇錄—甲午戰爭外交秘錄》等九種，編著《日本歷史與文化研究》等九種。

前言—致日本和亞洲
第1章 初期議會
一、憲法的實施
二、第一屆議會的攻守
三、轉向積極主義

第2章 條約修改
一、西伯利亞鐵路與日本
二、與議會的繼續對立
三、伊藤博文與自由黨的摸索
四、條約修改與帝國議會

第3章 日清戰爭
一、脫離了外交協商
二、朝鮮與日本的民眾
三、走向開戰
四、戰爭的實相
五、從戰爭結束到戰後

第4章 征服台灣的戰爭
一、殘酷的征服
二、「外地」的誕生
三、膨脹的逆流

第5章 日清戰後與國民統合
一、「戰後經營」的開始
二、近代法體系
三、「戰後經營」的政治
四、國民統合的進展

第6章 民友社與平民社
一、戰爭與底層
二、文學與社會
三、媒體的成熟

第7章 日俄戰爭與合併韓國
一、被推開的大門
二、日俄戰爭
三、媾和的動向
四、戰爭的記憶
五、走向對韓國的合併

結語—「光輝的明治」論與民族主義
後記
參考文獻
大事年表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前言

致日本和亞洲

　　京都式偶人與東京式偶人

　　三月份將要來臨時，各家偶人店裡的女兒節偶人的櫃台就相當的熱鬧。穿著天皇皇后衣飾的男女對偶的站立方式有兩種：正面的男性偶人站在右面的「京都式」和站在左面的「東京式」。在岐阜縣高山市舉行的「飛驒偶人節」時，市內各家所裝飾的對偶，兩種排列方式都可見到。從「天子南面東立」的中國王朝的傳統來說，「京都式」是對的。

　　那麼，「東京式」是為甚麼、又是在甚麼時候產生的呢？這與十九世紀中葉時江戶時代的社會風俗和習慣轉換成歐洲的樣式這一大趨勢很有關係。當時的人們有著強烈的「歐化」意識，覺得從歐洲可以學到的東西，要比從原先的先進國家中國和朝鮮多得多，這樣的一種社會潮流，從江戶幕府的末年開始漸漸興盛起來，到了明治維新以後，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種國家性的判斷了。天皇家族，在以歐美為範式實現立憲制的同時又擁有王權，當他們以這種新的形式再次出現在政治舞台的時候，其站立方式也變成歐洲式了。（若桑綠《皇后的肖像》）戰前各家各戶家裡的牆上所掛的天皇皇后的相片，是橫向的左右排列，而在小學舉行儀式的時候，根據上面的指示（一九〇一年即明治三十四年山梨縣的訓令等），兩個人的「御真影」要朝向南面，那麼從正面看過去，左面是天皇的肖像，右面是皇后的肖像。這就是「東京式」在全國傳開的背後的原因。一九〇〇年五月十日，皇太子嘉仁親王（就是後來的大正天皇）與九條節子的婚禮，是在神社舉行的「神前婚禮」，這在天皇家族史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一般日本人的婚禮，是在自己家裡舉行的三叩九拜的儀式（也就是所謂的「人前婚禮」），從那以後，人們就以皇室的婚禮和基督教的教堂婚禮為楷模，廢棄了從前的傳統方式，日比谷大神宮就輕而易舉地製造出了神前婚禮，並在各地傳開。明治維新這一政治性的事件通過文化形式的展開，使得「歐化」的大潮自上而下地席捲了整個「日本」。那麼日本人是如何學會了「歐美」模式的呢？

　　來自歐美

　　有關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至一八七三年岩倉海外使節團在歐美的見聞，久米邦武的《美歐回覽實記》中已有很詳盡的記述，他們確實廣泛考察了歐美諸國的自然環境和國家形態，然而他們的興趣，還是在於「富國強兵」政策。昔日江戶幕府舊臣的成島柳北，這一時期是在法國，他看到了一個「有著劇場和美術館的巴黎」，而使節團一行，則必須要看「有著要塞和工廠的巴黎」。（前田愛《成島柳北》）他們對歐美訓練有素的軍隊大感震驚，他們認真參觀了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和維斯卡公司，在普魯斯仔細考察了克虜伯公司。日本為了要擁有並有效使用一支強大的軍隊，它必須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生怎樣相應的變化，這一點是理解日本近代史所不可欠缺的。自一八九四年開始的十年中，近代日本經歷了三次戰爭，我們當然必須看到因戰爭這一外在的壓力和軍隊這一內在的壓力而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的這一歷程。

　　這一拚命學習西方的結果，就是使維新以後的二十多年中，國家財政幾乎一直處於盈餘的狀態。可以說，岩倉使節團所學到的東西結出了果實。他們必須在與民權派處於緊張關係的同時，努力推進內政的改革，這一關係，到了「初期議會」的時候，就更加激化了。正是帝國議會的激烈討論和爭執，才帶來了「初期議會」時期的健全的財政。不應該以狹隘的視野將這一時期的政治爭執簡單地看作權力鬥爭，而應該在圍繞如何理解近代國家這一基本構想而出現的歧義這一語境中來重新認識。在上一卷裡敘述的對立和競爭，在本卷中仍將持續。

　　來自亞洲

　　亞洲各國所認同的是「初期議會」時期的日本，也就是說在推進歐美式的近代化的同時，經過了與民黨的爭執和紛爭，建成了立憲制的「小政府」和議會。正在拚命摸索獨立的國民國家進程的朝鮮（韓國）、努力設法使衰退的能量重新復活並使王朝繼續得以延承的清國等，之所以積極地向日本派出留學生，是因為可以從中就近學習歐美文化，將其作為一個鄰近的家庭教師。清國的一位權威的政治家張之洞表示「中〔清國〕東〔日本〕之勢力、風俗相近，易仿行〔模仿〕」，因而倡導留學日本。（《勸學篇》）清朝末期留學日本的人數，據說在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達到了八千人。求知的慾望將許多青年人引導到了未知的小國日本。

　　原本在日本和中國並無支持眾多的留學生出國求學的國家性制度，因為歐美列強試圖在經濟上向亞洲地區強勢進入並擴展他們的權益，因而使得亞洲國家產生了「亞洲危機」的意識，亞洲各國和地區也以紡織業和原有的產業為核心，努力推進近代國民經濟的形成。在這過程中，建起了印僑和華僑等廣泛的人際網絡。（籠谷直人《亞洲國際通商秩序與日本》）正是這樣的人際網絡，成了接受留學生的另一個基盤，也是靠了這樣的人際網絡，康有為、孫中山等政治流亡者來到了日本。甲申事變失敗之後，金玉均等朝鮮政府的高官也流亡到了日本。印度的鮑斯流亡到了日本，在東京受到了「中村屋」老闆相馬愛藏和黑光夫婦的厚遇，這已為人們所熟知。對於他們的流亡日本，面對歐美列強和清國的壓力，日本政府當時無法進行正面的有力應付，無法成為他們的倚仗者，但是流亡者們依靠了在亞洲貿易中形成的人際網絡，冒著危險來到了日本。與當權者可以恣意妄為的亞洲其他地區不同，在法制已經基本確立的近代日本，其依法行政的國家構造也許成了他們另一個可以依靠的條件吧。與江戶時期的法律制度已經做了切割，以歐美諸國的法律為範本的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過程，也是這一時期需要討論的課題。

　　文明文化的雙向性

　　近代日本在學習歐美文化方面，是曾經的優等生，這一點導致了一九四五年日本的徹底失敗，這些內容將在下面幾卷中會有敘述吧。問題是，曾經的優等生這一點，是單方面所強調的。日本消化了歐美的文化，創造了許多翻譯詞語，然後將其傳到了清國和韓國等的漢字文化圈，人們只是單方面地強調這一些，而這些卻是被敘述得過分了。

　　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的中國文明，首先消化了歐洲的文明，然後將其輸送至亞洲，這些事實為何被如此簡單地遺忘了呢？日本首先是通過中國將歐洲語言的知識譯成了漢文的文獻才達到了對世界的把握。地球、地中海、紅海、熱帶等的地理詞語，病院、大學、文科、理科等的社會性詞語在日本的使用，是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艾如略所撰寫的五卷本世界地理著作《職方外紀》在一六二三年出版了漢譯本之後，傳到了日本的結果。數學上也一樣，在中國被翻譯的詞語就這樣拿到了日本使用，現在甚至有些詞語它原本的意思也搞不清楚了。比如幾何、代數、方程式、微分、積分等等。在中國創制的「萬國公法」一詞，後來被箕作麟祥創制的「國際法」一詞取代了，但是表示溫度的「攝氏」、「華氏」現在仍在使用。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各種各樣的西方書刊需要被翻譯過來的時候，這一傾向就越加明顯了。一八一〇年代，人們編纂了《英華辭典》，被譯成漢文的樣書，幾乎都以相當的數量被運送到了江戶末年的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卷本的W‧羅布存德的《英華辭典》（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九年）和J‧杜立德的《英華萃林韻府》（一八七二年）。羅布存德的辭典，後來也可能反過來從日本傳到中國去，但其前提是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在清國已經有了洋書的翻譯活動。

　　確實，自杉田玄白的譯本《解體新書》問世以來，翻譯的領域從醫學擴展到了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等，這樣就產生了許多日本創制的新詞語。即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中，也必須指出，他們的開創性業績，也是依靠了漢字的表意性特點，將漢字詞語所擁有的造詞能力發揮到了極致。比如像「重力」一詞，就是糅合了zwaarte（重）和kragt（力）的意思，「焦點」一詞，也是糅合了brand（燃燒）和punt（點）的含義，這也是熟知漢字詞語威力的江戶時代的知識人才可能創造出來的新詞語。（吉田忠《從〈解體新書〉到〈西洋事情〉》、湯淺茂雄《明治時期專門用語與漢字》）後來成了日本近代化領袖的福澤諭吉，他的啟蒙對象是普通的國民，因此他在翻譯的時候，也用心良苦地盡可能避免難懂的生僻造詞，而是用能夠達意的詞語，所以他藉助清朝的《康熙字典》來搜尋詞語，創造出大家所熟悉的詞語。比如根據「汽」一詞創造出了「蒸汽」、「汽船」、「汽車」等新詞。所謂「歐化」的學習消化，是亞洲人的共同努力才最終完成的。（同上出處）這種知性的力量，在近代日本是以怎樣的形態被繼承和增大了呢？

　　近代日本和亞洲

　　根據對現代日中兩國使用的漢字詞語的實際狀況的調查研究，學界認為，字體相同的詞語，百分之六十八是來自於中國的古典，百分之二十七是源於日本人的創造。（高野繁男、王寶平《日中現代漢語的層別》）總的來說，這顯示了中國漢字詞語的強大的表現力，不過在軍事用語和經濟用語方面，近代日本所創造的詞語比較多。在東亞各國共同創造詞語的過程中，從日本傳入的詞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從詞語的層面顯示了日本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在亞洲不斷壯大的事實。迅速崛起的亞洲小國，是如何來建構它的對外關係的呢？這也是本卷要討論的課題。

　　本卷在「日本近現代史」系列中要負責的是從第一屆帝國議會舉行的一八九〇年至日俄戰爭結束的十五年歷史，考慮到日俄戰爭導致的國際政治的結果是對韓國的合併，因此實際上的敘述會稍稍延長到一九一〇年。本書將從亞洲和世界的視野來考察這兩場戰爭給亞洲與日本的國家和社會帶來了怎樣重大的變化。

結語

「光輝的明治」論與民族主義

　　戰後就是戰前的社會

　　人們在回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日本社會時，會覺得這是一個戰爭接連不斷的時代。換一種別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一場戰爭結束後，照理是迎來了戰後的時代，但實際上每一個戰後都是迎接一場新的戰爭的戰前。如果是一場戰爭突然降臨的話，那中間的這段時期還可以說是戰後，但實際上這段時期卻是在準備下一場戰爭，我們不得不說這是戰前。那麼人們為甚麼要連續不斷地製造這樣緊張的時期呢？

　　日清戰爭從清國那裡奪來了台灣、並將其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這原本不是這場戰爭的目的。日本單獨或者是與歐美各國列強一起來共同管理朝鮮、將朝鮮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這才是戰爭的目的。經過日清戰爭，雖然來自日本的壓力很大，但朝鮮王朝和朝鮮政府並未動搖，對於日本強烈的統治企圖他們不斷進行反抗，並未屈服。日本為了要謀求奪回在朝鮮（韓國）的整個權益，不斷摸索多維度的外交活動，最後決定打一場日俄戰爭。乘著戰勝的勢頭，一九一〇年原本的獨立國家韓國被日本帝國合併，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到這裡是本書要敘述的範圍。

　　媒體人三浦銕太郎（一八七四 - 一九七二）於韓國合併一年後，在雜誌《東洋時報》一九一一年九月號上撰文認為，現代日本的危險「第一在於因軍備費用過重而使國民陷於疲敝」，對此進行了批判，「我國在日俄戰爭以後陸軍擴張了兩倍。或者是包藏了分割支那的野心，或者是想要征服西伯利亞，如果沒有那樣雄心壯志的話，擴軍的意義就無法理解。」他已經預見到了以後陸軍和日本的發展方向。（松尾尊兊編《大日本主義還是小日本主義》）

　　日本對朝鮮的統治是殘酷的，朝鮮民眾跨過了鴨綠江逃到了中國的東北部（所謂的「滿州」地區）。要阻止自立的朝鮮民眾從「滿州」向朝鮮發生影響，成了日本的課題。日本要追求的是，擴大在滿州的影響、穩定在朝鮮的統治，為此不惜選擇軍事解決的手段，這就是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日本的形象吧。

　　其轉折點就是日清戰爭。軍事力量在國家和社會中具有了重大的意義，因而小國日本的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兩點現象的產生，都在這一時期。

　　統治階層的形成與殖民地

　　東京大學在一八八六年帝國大學令發佈後成了唯一的「帝國大學」。「帝國大學」這一名稱的由來，就在於「根據國家的需要教授學術技藝」，也就是說其教育的目標是培育國家的官僚。為了能進入東京唯一的一所帝國大學，在全國的高等學校（從第一到第八，均為官立高中）集聚了各地學生，邁出了走向國家官僚的進程。這一情形，在日清戰爭以後出現了變化。

　　作為第二帝國大學的京都帝國大學建立於一八九七年。以後又建立了東北（一九〇七年）、九州（一九一一年）、北海道（一九一八年）、京城（一九二四年）、台北（一九二八年）、大阪（一九三一年）和名古屋（一九三九年）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首先設立的是理工科大學（當年的九月），在當時，培養工程師是第二家以後的帝國大學的職責。兩年後的一八九九年所開設的京都帝國大學法科大學，人們期待它能成為與東京帝國大學相拮抗的培養國家官僚的機構，但其合格者的人數遠遠不及東京帝國大學。（潮木守一《京都帝國大學的挑戰》）後來所有的帝國大學內都設立了理科大學、醫科大學、工科大學（北海道和九州還設立了農科大學、京城設立了醫科和理工、台北設立了理農），通過學科的設置來突出它的重點，以國家之手來培養工程學和醫療領域的技術精英。

　　在帝國大學中單獨擁有法學部的，結果只有東京和京都（東北、九州、京城是法文學部、台北是文政學部），其他都是理工科的大學，在戰前的教育社會中處於頂尖的地位。

　　戰前國家官僚的官場社會的結構中，文官處於頂點，技術人員位居其下。從東大或京大畢業、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的文官，一定處於優越的地位，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不久從官僚畢業後就成為政治家，成為近代日本社會的政治上的統治階層。這樣的道路，出生並在殖民地長大的「新國民」是很難踏入的。

　　殖民地的台灣和朝鮮的帝國大學，是一個台灣人、朝鮮人和日本人共同學習和研究的場所，但這裡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視的構造。（田村志津枝《台灣人和日本人》）在此之前進入中學之際及在中學期間，就存在著對台灣人和朝鮮人的歧視，在掌握作為外國語的日語上也存在著差異。在北海道、台北、京城三所大學裡，設有「預科」課程，預科的畢業生有義務升入該帝國大學，若要自由地考入東大或京大，則須跨過這樣的障礙，即必須進入「內地」的高中，若是台灣的話，則必須進入台北高中。「外地」的帝國大學，也接受高等商業學校、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原本以高中程度的教育機關為終點的日本人，原本無法進入「內地」帝國大學的年輕人可通過這樣的迂迴戰術進入到「外地」的帝國大學。因此，對於「新國民」來說，他們能進入的門戶就很狹窄了。

　　包括大學在內的「外地」的學校，台灣和朝鮮的總督就代替文部大臣行使管理管轄的權力。不言而喻，朝鮮、台灣的高等教育機關的作用，不是培養國家的官僚，而是培養殖民地經營的人才。京城帝大設立理工學部是在一九四一年，台北帝大設立工學部是在一九四三年。都是在亞洲、太平洋戰爭時期的軍需工業增產的年代，必須培養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

　　兩種「國民」的形成

　　二十世紀末以來，在日本廣泛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日本對於殖民地台灣和朝鮮的政策，只是將「先進的日本」的技術和資本移植到「落後的地區」而已，並不是像歐美那樣推行一種「極壞的殖民地統治」。根據迄今為止的詳細研究，這樣的「說法」是一種只需付之一笑的低水平的論點。根據經濟史的研究，台灣是被作為製糖和南進的據點而開發起來的，它只是在充實日本內地的生活和擴張國土上發揮著作用，並未實施過單純的開發政策。

　　此外在「先進」、「落後」這種說法的基底裡，顯現出了歧視的意識。合併韓國，是日本覺得對腐敗的朝鮮王朝負有責任、因而積極地將其作為殖民地，「先進」、「落後」的說法則遮蔽了這一實狀，甚至讓人感到日本將其作為殖民地是正當的。在韓國合併條約簽署的當晚，寺內正毅總監在給山縣有朋的信函中這樣寫道：

　　接下去要做的，是官衙的廢除與合併、對日本官吏的處置。據此前調查的情況，官吏腐敗的情況出人意料。將這些人淘汰革職，將是一件甚為棘手的事。總體而言，處理日本人要比處理韓國人困難。

　　信函中感歎道，合併後的「一件甚為棘手的事」，是對腐敗的日本官吏的處理。現狀使他覺得，已經在蔓延的日本官吏的腐敗，在進入日本帝國總督府的時代之後，將會變得更加難以處置了吧。這是因為作為統治者的日本人驕橫跋扈，他們難以自我約束自我反省。

　　一九一〇年以後的日本，是一個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大日本帝國」。「帝國」裡，既有受大日本帝國憲法保護的「國民」，也有根本就進不了這一保護傘的「國民」。這之間的鴻溝是很大的。納稅的義務是有的，參加國政的權利沒有。受教育的義務是沒有的，在那裡所設立的大學組織，不是有關統治的法學部和掌握了產業經營關鍵的經濟學部，而只限於實利和技術的學部。朝鮮和台灣的民眾雖然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同時也沒有拿起武器接受軍訓來保衛自己鄉土的權利，這就是台灣和朝鮮的「國民」。

　　所謂的「殖民地統治」，不管本國在殖民地投下了多大的資本，其原本的目的就是為了本國的繁榮，而不是相反。「憲法」這一大法，是國民國家的智慧之一。它規定了國民的權利和義務，雖然因不同的人而在種族、民族、思想和信仰等方面存在著差異，但並不承認在對待人本身上有任何的差異。殖民地的存在，與這樣的憲法是矛盾的。

　　長期以來為這一矛盾而苦惱的法蘭西共和國，結果在一九六二年三月，承認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設法去消解這一矛盾。這一過程中，諸如薩特等一批法國現代思想家，不斷地提出了這一問題，給世界以很大的衝擊。殖民地是由帝國的歷史所帶來的結果，為甚麼就不能放棄呢？但是近代日本從來就沒有受到過這樣重大的思想課題的歷練，而是因為一九四五年的戰敗這一「外來的壓力」而放棄了台灣和朝鮮，從而簡單地「解決」了「殖民地問題」。我們不需反覆不斷地回想起這一段歷史的經緯。這一經緯的起點，就是「日清戰爭至日俄戰爭」這段時期。認真地回顧歷史，就是一次不斷地挖掘思考的材料、拓展思維，使思想飛躍的冒險旅行。

後記

　　在走上研究日本近代史道路的時候，曾想過甚麼時候自己可以寫一部「通史」吧。真的想嘗試的時候，才感覺竟然有如此的艱苦，其艱難程度出人意料。然而終於也一點一點地詳細地撰寫起來，史料也一份一份地加以考訂確認，著手做了起來。雖然也有新的發現，但限於篇幅，我的解說到底能達到怎樣的程度，至今心裡仍然沒有底。

　　不過一旦參加到這樣的系列讀物的策劃中，覺得編輯會議很令人愉快。這次也是開了好幾次商討會，大家毫無顧忌地發表了自己的構思和意見。沒有顧慮和忌諱，是這次撰寫成員的特色。大家也討論了貫穿於整個系列的編輯方針，最終水落石出的，是在最後的一卷吧。各位讀者，且在內心想像一下，期待著最後的揭曉吧。

　　撰寫雖然是辛苦的，且在這一期間，我深切感受到，這二十年來的日本近代史研究的進展是很大的。而且，不僅每個時代都會出現舉起破壞大旗的年輕的研究者，並且也包括了不少成熟的研究者，他們都會帶著敏銳的問題意識並通過確鑿的實證研究，向我們展現出深刻而嶄新的認識。本書就是吸收了這些重大的成果和可貴的認識高度、並將我自己粗淺的嘗試結合在一起的一個結果。只是由於篇幅的關係，在正文中引用的文獻無法用各種詳細的符號表示、且無法一一註明作者姓氏，只能留待最後所附的參考文獻了，這是要向各位表示歉意的。

　　幾乎所有的文獻都是在我供職單位的圖書館裡找到的，朝鮮語專有名詞的念法，則得到了我的同事太田修先生的幫助。也謹向本單位的各位表示謝意。

　　本書的出版，編輯部的小田野耕明先生在編輯上做出的努力甚大，且白石玲子女士也一直在背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向兩位表示感謝。


原田敬一 於洛北紫野
二〇〇七年一月

第1章 初期議會「輪流蹲在洗澡桶內」。自左至右是松方正義、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黑田清隆。這是諷刺一八八五年開始這四個人輪流組閣的情形。（田口米作畫，《團團珍聞》，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憲法的實施土耳其與日本金子堅太郎在宮中信心滿滿地說，土耳其是失敗了，但是日本能夠成功，我們從他們的事例中受到了激勵。在這次相隔一年之後的拜謁中，金子堅太郎向明治天皇報告了出訪歸來的情況，歷時一個多小時。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回國的金子，翌日上午向山縣有朋首相做了出訪報告，八日致函伊藤博文（其時伊藤已從第一線退了下來，擔任宮中顧問），十九日向明治天皇作了回國的稟報。說是稟報，實際上卻是像做演講，「天皇特別賜坐，囑其可暢所欲言」（《明治天皇紀》七），意為天皇讓金子坐了下來，准許他盡情陳述。當時，山縣有朋也奉命陪坐在側，在一旁洗耳恭聽。金子向天皇陳述的內容雖然不得而知，但應該與他六月二十五日在國家學會例會上所作的報告「歐美見聞意見」差不多吧。亞洲的君主國土耳其，比日本早十四年，即一八七六年十二月頒佈了帝國憲法，翌年三月舉行了第一屆議會，不過由於俄土戰爭的爆發和土耳其皇帝阿卜杜爾．哈密特二世的專制統治，使得立憲制形同虛設。在土耳其歷史上被稱為「遵命議會」的這屆議會，在當年遭到解散，憲法也被迫終止實施。某位歐洲人舉出了這一事實後頗為不安地告訴金子說：「亞洲種族的人要想實施歐洲式的憲法，迄今為止還沒有成功的案例。」金子的報告中說，他聽了這段話，收到了極大的衝擊，「彷彿被重錘一擊，頭腦也要被敲破了。」他強調說：「我們憲法實施的情況怎樣，將成為日本走向恥辱還是光榮的分界點。」在他的報告中，兩次出現了「土耳其的覆轍」這樣的詞語。在報告的最後金子慷慨陳詞說：「我們將以滿腔的熱血，不惜犧牲生命來完成決定日本未來命運的憲法實施。」他的這一悲壯的決心，大概在十九日的進宮謁見中也做了表示，並贏得了天皇和山縣首相的共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