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衝突，見證苦難，見證希望
了解新興俄羅斯、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東歐局勢　最重要的一本書
波蘭國寶記者卡布欽斯基華文世界首次推出中文版
直視古老帝國俄羅斯的靈魂深處　
當撰寫《古拉格群島》的索忍尼辛在日前去世，當俄羅斯就在2008年八月進軍喬治亞共和國，我們對於俄羅斯了解多少？
　　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六次之多的卡普欽斯基，這是他橫越俄羅斯的私人報告，他訪談的是一般老百姓，捕捉了蘇聯帝國即將崩壞之際，那塊土地滿載的衝突與情感，以及人們對於未來的恐懼與希望。
　　在身為外國通訊記者的生涯中，瑞斯札德．卡普欽斯基親眼見證了二十七次的革命與政變。　　《帝國》是一個帝國的故事：有一群國度這一整個世紀大部分都潛伏在一個單一象徵，也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官僚及難以歸類的一團混亂下。在柏林圍牆倒塌那一年，也就是帝國撼動及死亡期間，卡普欽斯基和好幾百個平凡百姓談及他們非比尋常的生活，以及生活中浮現的驚駭。《帝國》是一個民族與時間對抗，讓人折服的結果：在一九八九年那極棒也極可怖的事件遠逝成為過去之前，捕捉了人們的記憶，以及他們對未來的恐懼。
作者簡介
瑞斯札德．卡普欽斯基
　　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波蘭東部的品斯克，在華沙受教育，二十三歲那年首度離開波蘭，派駐印度。他的第一本著作《波蘭內地》（The Polish Bush）是波蘭「前線」的短篇故事集，一九六二年甫一出版即成為暢銷書。之後遊遍第三世界各國，如他在某次受訪時所說的，那都是在累積日後成書的經驗，其中的第一本於一九六八年出版，根據一段走過伊斯蘭教俄羅斯的經歷，隨後的書則分別論述非洲、拉丁美洲和南非。《皇帝》（The Emperor）是他第一本被翻譯成英文的著作，寫的是衣索比亞末代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晚年，後來更被英國作家強納森．米勒（Jonathan Miller，一九三四年 ~ ）改編為劇本，其他英譯作品包括描述安哥拉的《生命中的另一天》（Another Day of Life），以及根據伊朗革命寫就的《伊朗王中的伊朗王》（Shah of Shahs），另一部作品《足球戰爭》（The Soccer War）是他，則是他身為波蘭新聞通訊社唯一駐外記者期間，親眼見證第三世界漸次浮現的紀錄。
譯者簡介
胡洲賢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赴美國加州蒙特利半島Language Studies Division of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進修翻譯。除用本名翻譯外，也用筆名齊萱寫作，平日住在山明水秀的台東，嗜書成性，賣文維生，熱愛悠閒自在的生活，作品累計兩百餘本。
　　著作有：《一樣的月光》（麥田出版）、《言歡記》（聯經出版）。譯作有：《到英國的理由》、《老巴塔哥尼亞快車》、《金色船隊》、《撒哈拉》（以上均由馬可孛羅文化出版）、《造雨人》、《麥克．喬丹自傳》、《蝴蝶君》、《流浪者之歌》、《誰搬走了我的乳酪：青少年及兒童版》等書。

推薦序〈他給了我們一座寶山〉∕張翠容
譯者序〈見證痛苦，也見證希望〉∕胡洲賢
作者序
Ⅰ
初遇（一九三九?一九六七年）
品斯克，三九年
西伯利亞鐵路，五八年
南方，六七年
Ⅱ
鳥瞰（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
第三羅馬
禮拜堂與宮殿
我們目睹，我們哭泣
瀝青山上的人
逃離自我
沃爾庫塔，凍死在火堆裡
明日，巴什科爾特人的起義
俄羅斯神秘劇
跳水坑
濃霧深鎖科累馬
克里姆林宮：魔法山
困境
中亞，海的滅絕
德羅戈貝奇小鎮的波夢娜
歸鄉
Ⅲ
餘波盪漾（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
餘波盪漾

自序
本書包含了三部分。
　　第一部稱為「初遇（一九三九?一九六七年）」，是我久遠以前在帝國居留的報告書，其中談及蘇維埃大軍開進我位於波蘭波雷西亞區的家鄉，一場橫越大雪覆蓋、孤絕荒涼的西伯利亞的旅程，遠征至外高加索，並達中亞共和國，換句話說，就是到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邊境，充滿了異國風、衝突和滿載感情與感傷的獨特氛圍。
　　第二部稱為「鳥瞰（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是我在帝國衰微及最後的瓦解（至少在一九九一年左右還存在的形式範圍內）期間，在它廣闊的土地上做較為長久的漫遊。我一個人走過這些行程，避開官方的機構和路線，走布列斯特（前蘇聯和波蘭邊界）到太平洋的馬加丹，以及沃爾庫塔橫越北極圈到鐵爾梅茲（與阿富汗交界處）這些遠征路線，總長約六萬公里。
　　第三部叫做「餘波盪漾（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是在旅遊、對話和閱讀空檔間反省、觀察和筆記結集。
　　本書是以多聲複音的形式寫就，意即穿梭在頁間的人物、地點和主題在不同的年份與章節間可能會重複出現多次，然而相對於多聲複音的宗旨，整體並非總結於一個更高且絕對的總合，相反的，反而是分解與散落，會有這樣的理由源自於我寫作的過程中，主旋律，也就是偉大的蘇維埃超級大國是潰散的。在其領域內，新國度紛紛崛起，而俄羅斯這個住著幾世紀以來，都受帝國野心驅動和統一的民族的龐大國家也身在其中。
　　這本書不是俄羅斯和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歷史，不是共產主義在這國度中誕生與隕落的歷史，也不是帝制的知識概要。
　　這是份根據我橫越這國家（甚或說是世界這一部分）廣闊幅員旅程的私人報告，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
導讀
他給了我們一個寶山∕張翠容
　　閱讀過這一本《帝國》，在掩卷的一刻，作者在前蘇聯幅員甚廣的一大片土地上，所完成的孤獨行旅，從西伯利亞，到外高加索，再深入中亞，一步又一步的走過來，一筆又一筆寫成的報告，仍然在我腦海裡迴盪著，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氣，啊，好一部氣勢磅?的作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
　　曾獲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卡普欽斯基，早就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他不一樣的採訪技巧，不一樣的寫作風格，不一樣的洞察能力，完全攫住了大學時期的我，影響之深直至現在。
　　他在《帝國》的自序說：「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而事實上，他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凶險之地，曾見證了二十七次革命，多番死裡逃生，他他的文字依然蘊含濃濃的人文色彩，極富詩意，他不僅帶領讀者走到新聞現場，並且這還是一趟歷史之旅，同時又是文學之旅。而行文當中更讓讀感受到那一點點的人生哲理。
　　如此豐富的筆觸令到這一位波蘭記者在世界享譽盛名，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等待至今（二00八年十月）終於出現由馬可孛羅出版的第一本中譯本《帝國》，可惜的是，他已於二００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離開了他曾經熱情擁抱的世界。波蘭舉國上下掉進難過的沉默，因為卡氏已被視為波蘭國寶。
　　卡普欽斯基真是一個異數。他工作於共產時期的波蘭通訊社，卻能夠突破其規限而寫出富有人性又中肯全面的報導；他的採訪態度有異於西方主流，卻仍然能夠打動西方同行而獲尊榮。
　　例如，他可以在他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甚至沒有與人交談一句話，他認為，有時，選擇細心的去看、去聽、去感覺，比與當地人滔滔不絕來得更重要。因此，他不愛寫筆記，也不愛與被採訪者糾纏於難解的問題上，亦不會振筆疾書，記下答案，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採訪者的說話，不，他從不會這樣做，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當他描述在戈巴契夫推出改革之前的蘇維埃，人民有一種獨特的抗議方式，他們是「透過沉默表達意見，不是用言語……何處該出席，何處該缺席，當被迫參加集會時，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而結束時，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
　　人民就是用這種非比尋常的沉默，迫使當時自大的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待。在此，讀者對卡普欽斯基的敏銳觀察無不讚嘆，這不是慣於以最短時間做最多訪問的西方記者所能比較的。卡氏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總愛某一地方某一次漫長的旅程，然後，一次徹底的凝視。這不期然使我想到柏拉圖的話語：「如果你曾凝視，那就必須曾凝視至靈魂深處。」（If you gaze , you have to gaze into the soul.）
　　毫無疑問，卡氏做到了，因此正當大家驚訝蘇聯突然崩潰之際，他則可以告訴我們，蘇維埃不是一夜之間瓦解的，其瓦解早有預兆，而且記入了他的報告之中。
　　卡氏指出外表看來穩定持久的蘇聯體，其實早已出現裂痕，就以其電話法令來說，這即是在政府內上司向下屬依靠電話，而不是文件傳達指令的特點，其目的便是使責任歸屬無以查證，而下屬也是以電話來徵求上司意見。
　　可是，當蘇聯跨過九０年代，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越來越少，這表示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蘇聯的中央集權快將無以為繼。
　　卡氏喜歡從小處看大處，其細微的觀察總帶點黑色幽默，令到《帝國》的寫作趣味盎然，而這亦是他的特色之一。
　　讀者跟著卡氏解構歷史的迷宮，化解克里姆林宮的魔法，並走進蘇聯時期的尋常百姓家，隨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體會到改革非如此不可。當一般平民無奈地向卡氏表示：「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然後治療恐懼特效藥大量湧現，此時，帝制社會便不能不屈服於改革的面前了。
　　這就是卡普欽斯基，他的一支筆猶如一把手槍，純熟的技巧令他可以細緻地一層層的解剖，其細緻程度迫使讀者穿越他的故事的現實，在流轉的現實裡看到永恆，正如他所說：「國家猶如一個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
　　無論他寫蘇維埃，或是非洲，又或是中東，都可能讓讀者閱到一個共通的劇目；權力的結構如與大環境互有關聯。當然，他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與他的文學功力不無關係，不要忘記，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呢！
　　卡氏曾表示，文學與讀者之間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便是透過閱讀的藝術建立起來，那麼，閱讀的藝術是什麼？就是閱讀文本以外的文本，在這方面，卡氏說，俄羅斯人可稱得上是偉大的讀者。
　　沒錯，當我們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時，必須準備好，就是把我們的心空出來，才能走進卡氏的「寶山」裡，體驗一次別有洞天的旅程，同時重投人文價值的懷抱之中。
譯者序
見證痛苦，也見證希望∕ 胡洲賢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我與家人聚餐，不是刻意，卻湊巧碰上台灣政黨的再次輪替，餐桌上杯觥交錯，窗外煙火燦爛，然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想起三月初才交出去的一份譯稿，一份譯了近半年，直到交出去的那一刻，依然不斷牽動著心緒的稿子。
　　每當別人問起我從事的行業，總很難在一時半刻中說個清楚，明明是單純的文字工作，以翻譯為主，卻經常心虛的口吃，只因為比誰都清楚，這實在是是一份「不可能」的工作。
　　這樣的感覺，在初次接觸到卡普欽斯基《帝國》的英譯本時，格外深刻。如果說，平常的英譯，已經是一份不可能的工作，那麼翻譯從波蘭文翻譯過來的英譯本，是不是雙重的「不可能」？更何況，卡普欽斯基雖是舉世公認堪為波蘭國寶的記者、作家與詩人，在其數十年的記者生涯中，見證過二十七次革命事件，四度被判死刑，曾經連續多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成為大有希望獲獎的候選人，惜終未如願，但國內卻從未得見他的作品，身為一個總是站在幕後的譯者，到底要如何下筆，才能承擔起卡普欽斯基作品首本中文譯作這樣的千斤萬重？
　　我在網上搜尋，看到了與卡普欽斯基一樣從「記者走上文學之路」的好友張翠容，在二○○八年二月四日發表於她的部落格「真實筆記」中，悼念剛於一月二十三日過世的他的一篇文章，書都還沒譯呢，我已經拿起電話打到香港去，告訴翠容我是多麼的榮幸，卻又是多麼的惶恐……同時也在心中暗暗決定：等譯稿完成後，一定要拜託翠容寫篇序。
　　之後，我出了場小小的車禍，雖曰小，卻無可避免的影響了日常的生活與排定的工作，但也因為行動不便的關係，讓我能夠定下心來將《帝國》看了一遍又一遍。而每一次看，都讓我恨不得腳傷快好，可以早一天回到電腦前開機工作，這樣的心情，對於翻譯已久的我而言，已經多時不見了。我相信，那是卡普欽斯基字裡行間的感染力所致。
　　等到開始翻譯後，整個過程中，沒有一天，我不是帶著激動的心情敲擊著我的鍵盤，只恨十指的速度永遠趕不上腦筋的輪動，而每一天工作的結束，幾乎都是因為我覺得當天的「震懾量」已經過度，熱燙的眼眶讓我無法再面對螢幕上的文字，這哪裡只是單純的文字？每一個字、每一行、每一段、每一頁，你都可以看到佔地超過兩千兩百萬平方公尺，陸地邊界線綿延四萬兩千公尺長，遠比赤道還長的蘇聯境內的苦難和痛楚，那些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哈薩克人、阿爾及利亞人、布里亞特人等等的鮮血與眼淚。
　　每每我關了電腦，走出房間，還是甩脫不開卡普欽斯基筆下的「帝國」，那個在他七歲便初逢，卻跟大部分的世人一樣，完全無法相信有生之年會看到她崩潰瓦解的龐大政治體。而糾纏著我，甚至追到深夜夢裡的也不僅是卡普欽斯基和英譯者克拉拉˙可羅茲瓦斯卡雖然淺顯，卻訴說著最深刻真相的文字，還有因為資料的不足，那一長串的人名、地名、種族名和宗教派別，更遑論背後的故事和歷史了。
這，到底是蘇聯長期的對外封鎖消息，或是我們島內近年來的鎖國所致？
　　而我的才疏學淺，自然是無法推諉的最大原因。（特別感謝高鈺茹、繆靜玫、張孝仁及王懿琴四位好朋友在資料查詢上的大力幫忙，譯本中參考資料的周全，全靠他們不吝協助。）
　　就在這樣複雜的心緒之中，我跟著卡普欽斯基的文字，將帝國下的大地走過一遍，面對他所見所思，他從來不加一字批判，永遠冷靜與客觀，反而是我這個「二度」譯者因為他說及幼時經歷同胞的被驅逐出境後，人人自危的恐懼：
　　「晚上母親就不再讓我們脫下衣服，鞋子可以脫下來，可是要一直擺在我們身旁，外套放在椅子上，以便眨眼間就可以穿上，原則上我們是不准睡著的……理所當然的，在掙扎和推擠之間，我們都陷入了夢鄉，但母親是真的沒睡，她會一直坐在桌邊，耳邊盡是街上的沉默，要是在這沉默中響起了某人的腳步聲，母親就會一臉蒼白，這個時候出現的人是敵人……」
　　因而情緒翻騰，光是想像著若是周遭的孩童得夜夜懷著隨時有人來撞門的驚悸入睡，就已經坐立難安，或者看到他為種族衝突所做的以下描述：
「對亞美尼亞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個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對亞塞拜然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個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在錯誤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甚至只是說：『那兒有問題』（或是『那兒沒有問題』）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吊死、石頭丟死、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
　　對照於島上長期操弄出來的民粹與種族對立情結，讓人對於總是無法反省的人類歷史，終究都只能無言以對！但我始終相信，他的一顆心比誰都還要熱燙，還要溫柔。
　　雖然，卡普欽斯基還未來得及等到中文讀者認識他，便告別他多姿多采的人生，但幸而透過他的文字，我們還來得及認識他；如今，卡普欽斯基已然是個傳奇，我的譯文必有無數未及周詳之處，卻仍奢望中文讀者能透過本書，認識這位波蘭人稱：「人類痛苦的見證人，也是人民希望的見證人。」
推薦序
他給了我們一座寶山　　張翠容
　　閱讀過這一本《帝國》，在掩卷的一刻，作者在前蘇聯幅員甚廣的一大片土地上，所完成的孤獨行旅，從西伯利亞，到外高加索，再深入中亞，一步又一步的走過來，一筆又一筆寫成的報告，仍然在我腦海裡迴盪著，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氣，啊，好一部氣勢磅礡的作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
　　曾獲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卡普欽斯基，早就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他不一樣的採訪技巧，不一樣的寫作風格，不一樣的洞察能力，完全攫住了大學時期的我，影響之深直至現在。
　　他在《帝國》的自序說：「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而事實上，他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凶險之地，曾見證了二十七次革命，多番死裡逃生，他的文字依然蘊含濃濃的人文色彩，極富詩意，他不僅帶領讀者走到新聞現場，並且這還是一趟歷史之旅，同時又是文學之旅。行文當中更讓讀感受到那一點點的人生哲理。
　　如此豐富的筆觸令這一位波蘭記者在世界享譽盛名，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等待至今（二○○八年十月）終於出現由馬可孛羅出版的第一本中譯本《帝國》。可惜的是，他已於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離開了他曾經熱情擁抱的世界。波蘭舉國上下掉進難過的沉默，因為卡氏已被視為波蘭國寶。
　　卡普欽斯基真是一個異數。他工作於共產時期的波蘭通訊社，卻能夠突破其規限而寫出富有人性又中肯全面的報導；他的採訪態度有異於西方主流，卻仍然能夠打動西方同行而獲尊榮。
　　例如，他可以在他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甚至沒有與人交談一句話，他認為，有時，選擇細心的去看、去聽、去感覺，比與當地人滔滔不絕來得更重要。因此，他不愛寫筆記，也不愛與被採訪者糾纏於難解的問題上，亦不會振筆疾書，記下答案，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採訪者的說話，不，他從不會這樣做，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當他描述在戈巴契夫推出改革之前的蘇維埃，人民有一種獨特的抗議方式，他們是「透過沉默表達意見，不是用言語……何處該出席，何處該缺席，當被迫參加集會時，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而結束時，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
　　人民就是用這種非比尋常的沉默，迫使當時自大的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待。在此，讀者對卡普欽斯基的敏銳觀察無不讚嘆，這不是慣於以最短時間做最多訪問的西方記者所能比較的。卡氏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總愛某一地方某一次漫長的旅程，然後，一次徹底的凝視。這不期然使我想到柏拉圖的話語：「如果你曾凝視，那就必須曾凝視至靈魂深處。」（If you gaze , you have to gaze into the soul.）
　　毫無疑問，卡氏做到了，因此正當大家驚訝蘇聯突然崩潰之際，他則可以告訴我們，蘇維埃不是一夜之間瓦解的，其瓦解早有預兆，而且記入了他的報告之中。
　　卡氏指出外表看來穩定持久的蘇聯體，其實早已出現裂痕，就以其電話法令來說，這即是在政府內上司向下屬依靠電話，而不是文件傳達指令的特點，其目的便是使責任歸屬無以查證，而下屬也是以電話來徵求上司意見。
　　可是，當蘇聯跨過九○年代，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越來越少，這表示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蘇聯的中央集權快將無以為繼。 　　卡氏喜歡從小處看大處，其細微的觀察總帶點黑色幽默，令到《帝國》的寫作趣味盎然，這亦是他的特色之一。
　　讀者跟著卡氏解構歷史的迷宮，化解克里姆林宮的魔法，並走進蘇聯時期的尋常百姓家，隨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體會到改革非如此不可。當一般平民無奈地向卡氏表示：「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然後治療恐懼的特效藥大量湧現，此時，帝制社會便不能不屈服於改革的面前了。　　這就是卡普欽斯基，他的一支筆猶如一把手槍，純熟的技巧令他可以細緻地一層層的解剖，其細緻程度迫使讀者穿越他的故事的現實，在流轉的現實裡看到永恆，正如他所說：「國家猶如一個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
　　無論他寫蘇維埃，或是非洲，又或是中東，都可能讓讀者閱到一個共通的劇目；權力的結構與大環境互有關聯。當然，他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與他的文學功力不無關係，不要忘記，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呢！
　　卡氏曾表示，文學與讀者之間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便是透過閱讀的藝術建立起來，那麼，閱讀的藝術是什麼？就是閱讀文本以外的文本，在這方面，卡氏說，俄羅斯人可稱得上是偉大的讀者。
　　沒錯，當我們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時，必須準備好，就是把我們的心空出來，才能走進卡氏的「寶山」裡，體驗一次別有洞天的旅程，同時重投人文價值的懷抱之中。

同學和老師不見了 　　班上率先不見的是帕維，因為冬天快來了，老師提說帕維可能感冒了在家休息，可是隔天或隔週他都沒來，這時我們開始明白永遠不會再來了。不久以後，我們看到傑內和日比卡坐的第一排座位空了，我們很難過，因為他們兩個開的玩笑最好笑，所以老師才會安排他們兩個坐在最前面，以便就近看管。其他班級的孩子一樣消失不見，而且越來越頻繁，很快的就沒有人再問為什麼他們沒來，或者他們到哪裡去了，學校變得空空盪盪的。放學後我們依舊玩棍球、捉迷藏和打球，可是情況有異，球變得沉重，捉迷藏時，也沒人想要跑得快一些，而在玩棍球時，每個人都用老手法揮動棍子，搞怪的爭論和激烈的纏鬥一下子就洩了氣，之後每個人都走了，氣呼呼、悶悶不樂或者無精打采。 　　有天我們的老師也不見了，大家一如往常的在八點以前到校，鐘聲響過後，在我們都坐到座位上時，校長魯柏崴基先生出現在教室門口，「孩子們，」他說：「回家去，明天再來，你們會有位新老師，一位女士。」打從父親離開後，我首度感覺到心臟一陣緊縮，他們為什麼要帶走我們的老師？他一直都很緊張，經常往窗外探看，他會說：「啊，孩子們，孩子們，」同時搖著頭，一直那樣的嚴肅，又好像非常憂鬱，他對我們很好，要是學生在讀列寧的書時結結巴巴的，他也不會大吼大叫，甚至還露出淺淺的微笑。 *****************************對亞美尼亞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對亞塞拜然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在錯誤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甚至只是說：「那兒有問題」（或是「那兒沒有問題」）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吊死、石頭丟死、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 *****************************我問一個站在公車站的女孩如何到火車站去。「我帶你去！」她提議。雖然這是市中心，泥巴卻深及腳踝。今天是陰天；冷冽的寒風呼呼吹著。 　頓內次克是烏克蘭煤區的中心；在某些社區裡頭，一堆堆的煤炭和煤渣就直接堆在路上。牆上都是黑黑的煤灰；許多外型相似的建築物，一棟接一棟地延伸了好幾公里，營造出黑色的條紋，灰色的水漬，褐色的鏽狀地衣。「你喜歡頓內次克嗎？」女孩怯生生的問我。大家對這類問題都很敏感，如果說了一些批評的話語，恐怕會傷害感情。我開始竭力找些正面的字眼來描述這個城市，但口氣似乎少了真誠，因為我停頓下來的時候，女孩便用堅定又近乎驕傲的口吻回應我：「但在夏天，我們的城市會開滿玫瑰花。一百萬朵。你可以想像嗎？一百萬朵玫瑰花耶。」 　　晚上有一半的時間被我花在頓內次克車站等火車。傍晚時刻，這裡所有的店都已經打烊：包括賣甜茶的唯一一家酒吧、報攤，以及售票亭。大廳裡的燈光昏暗，乘客或相依而坐或躺下來，睡在木頭長條椅上。經過旅途的奔波和漫長的等待，疲倦的他們睡姿都異於平常，像是精神分裂似的，包著披肩和頭巾、裹著大外套、戴著禦寒耳罩，從遠處看來，好像一排排鼓脹的綑包、背包、包裹，一動也不動。 　　這裡寂靜無聲，窒悶得一點風都沒有，而且黑暗無光。 　　突然間，在大廳的一個角落，從這些行李之一看不見的深處傳來尖叫聲，一名婦人跳起來繞著大廳轉，無助的跳著。「Vory！Vory！（小偷！小偷！）」她絕望的大叫，大概是醒過來發現皮包不見了，她在長椅間找了好一陣子，嘴上不斷哀嘆：為什麼，為什麼是她的皮包？她向上帝乞求幫助。但是大家毫無動靜，她只好再來回尋找，最後她頭髮凌亂，一臉倦容地回到位子上坐了下來，蜷起身子來，陷入沉默。 　　然而一會兒之後，又從另一個角落出現同樣可怕恐怖的叫聲，「小偷！小偷！」另一位婦人在我們之間找來找去，讓我們看她雙手空空，但是人人依舊視若無睹；照樣縮著身體藏起來，蜷成了一團。 　　只有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老奶奶稍稍睜開眼睛，或許是對我，也或許是對她自己說：「Zyt掇trashno（生活太可怕了！）」邊說邊把她的油布袋子抱得更緊，再度回到她警醒的淺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