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化意象的研究是認識東亞諸國文化傳統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中研院東亞文化意象研究團隊在石守謙院士的領導之下，透過此一計畫，深化對東亞諸國的歷史、宗教、商業、藝術、文學的認識。過去，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側重在中西文化交流，而海洋史的研究以經貿及商品經濟為主要著眼點，此本論文集從文化史層面探討東亞諸國的交流互動及其相關的文化生產，不但可與當前學界跨文化研究、旅行研究、翻譯研究等重要的研究趨勢相互呼應，同時也開發許多未來值得深入討論的文本與作品，拓展人文學術研究的視野。本計畫可謂跨文類、跨領域、跨國界的重要實驗，研究對象雖然側重在進入現代化歷程之前，但從東亞諸國往來互動，或許也能對現代性研究提供一個反省的視角。同時，對面對全球化挑戰的台灣，或許提供一個不同角度的觀照與啟發。

編者簡介

石守謙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過去的研究試圖以文化史角度，對中國繪畫史及其相關之歷史發展提供與二十世紀八○年代前不同的理解。大致可分為探討畫史上風格轉變與文化環境間的關係、區域發展、中日交流與雅俗問題等，近五年研究上的新發展，則在於東亞山水畫史的開拓。

　　近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移動的桃花源」以及主題計畫「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重要著作有《風格與世變》（1996，簡體字版2008）、《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2010）、《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2012）。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文學、古典文學理論、佛教文化史、東亞文化交流史。曾獲得中研院優秀年輕學者著作獎（2005），日本中國學會報特約（2009）撰述等榮譽。研究融鑄思想史、文學史、佛教史、文化交流史為一體，彼此參照，相互發明，開發許多前人未及措意的重要研究課題。著有《中邊．詩禪．夢戲：明清禪林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忠義菩提：明清之際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編有《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研究論集》、《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沈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譯有日本荒木見悟《佛教與儒教》。

導論
一、 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石守謙）
二、 中介、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形塑過程蠡探（廖肇亨）

藝術史
一、 十七、十八世紀東亞的奇觀山水—從中國到朝鮮的傳佈過程（石守謙）
二、 中國哲學的脈絡化與韓國美學—以朝鮮時代文人藝術中的草亭為例（李靜姬）
三、 中世東亞地區大畫面花鳥畫的意象—以狩野元信〈四季花鳥圖襖繪〉（大仙院）為中心（黃立芸）
四、 妙見菩薩圖像的變遷（林聖智）
五、 中日居士意象的形塑—中世維摩詰圖像的聖與俗（陳韻如）

歷史、文學
一、 日本的遣明船與禪僧（伊藤幸司）
二、 清代中期輸日商品的市場、流通與訊息傳遞—以商品的「商標」與「廣告」為線索（劉序楓）
三、 日本五山文學與黃庭堅—以「山谷抄」為中心（朱秋而）
四、 印刷出版與朝鮮「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學化」建構（衣若芬）
五、 從「無風瘡惡疾」到「通和理中之劑」—從藥病書寫看近世東亞文化交流過程中的國族表徵與知識結構（廖肇亨）
六、 「芙蓉積雪千秋白」—十八世紀蘐園學派文士與朝鮮通信使的交流與競爭（藍弘岳）

英文摘要
圖版目錄

導論一

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   ◎石守謙

　　一、中介者的雙層結構

　　東亞地區文化互動之進行，必須賴有人為的中介，方得以實現。對於東亞區域內文化意象之形塑而言，中介者的角色尤其顯得重要。許多文化意象的形塑歷程之中，我們不僅注意到意象本身在區域內的流動，經常發生「在地化」的變異現象，而且也可注意到這種在地化變異現象絕非消極而被動的接受，甚至「誤解」，因此很難再以傳統的一地「影響」他地的方式來掌握這種文化移動之過程。相反地，我們看到的更多事實則顯示了文化意象的在地化實是一種更為積極的回應，意不在「複製」外來意象，而在於「再造」一個適合於當地本身文化、社會脈絡中的「化身」。因此之故，東亞文化意象之討論，便得由對哪一些意象在東亞各地間得到傳播的確認，轉移到對意象移動之後在他地變異再生之「過程」的關注，而且，這個「過程」在此就不再是由一地向他地的單向移動，反要著重於「化身」向原生者之逆向「回饋」。如此強調著「互動性」的「形塑」過程，當然不可能自然地發生，人力的有意識作為實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形塑之功，必由人為，此理固不必贅言。不過，所謂的人為，尚應有層次之別。任一意象包括製造與使用在內之形塑者都屬人，這些人都是過去研究所特別關注的對象，其在東亞文化史中的重要性當然不容質疑。但是，還有一群實際上參與到這個文化互動「過程」中的，而比較未「直接」牽涉到意象製作與運用者，實亦扮演著幾乎同等重要的角色，卻常被忽視。如果較諸於直接參與製造與使用的「核心的形塑者」而言，他們可稱為「外圍的中介者」，主要存在於形塑者的周圍，向形塑者傳遞外來意象，有時也扮演在地意象向外傳佈的角色。這些「外圍的中介者」雖然不是在地意象形塑的核心，卻在過程中具有高度的必要性，幾乎可以想像為意象傳遞中的「管線」，如果沒有這些管線，文化意象在東亞空間中的長距離移動，或許根本不會發生。他們之所以常被忽視，基本上可說是某種不得不然的結果，因為他們通常不是研究者在探討意象形塑時所仰賴文字或圖像資料的作者，甚至於他們自己也沒有留下任何參與到此過程中的資料，故而在資料面來看，等於被迫居於次要的位置。雖然如此，東亞文化意象形塑之研究既然賦予「過程」以高度的關注，這些外圍中介者所起的作用，就必須要超越資料面的限制，設法由對其「行動面」的重建來彌補我們對此「過程」思考中的不足。

　　「外圍的中介者」在文化意象的移動過程中如何運作？其運作又如何對意象之形塑產生作用？這些問題很難僅從外在的制度運作去理解，而需要同時顧及那些中介者的「人」的層面，去思考其之所以作為的動機、盤算以及在中介過程中的各種可能的臨場因應、自我調整。即以意象傳遞過程中常受注意的書籍載體而言，書籍在東亞區域內的移動大致依賴中國所謂之「朝貢貿易」制度的運作而傳入朝鮮與日本，研究者自然想要知道哪些書籍經此管道到了異國？而在他地起了什麼作用？並形塑了什麼樣的與中國原型可以呼應的文化意象？而那些在地意象又為什麼得以在當地脈絡中產生？研究者近年來對這種探討確實累積了不少成績。然而，在這些成果之上，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值得再予追問下去。其中之一就是書籍如何被「選擇」進入此文化交流的過程之中？它也牽涉到某種近似今日的採購書單如何提列？採購意願遇上實際障礙時，衝突如何排解？等等，諸如此類的提問或許無法對付某些書籍為何未被選擇的棘手難題，但無疑有助於理解書籍被選擇之後的發展，特別是在文化意象之形塑上，是否受到選擇之前任何人為考慮的影響？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中介者各式各樣的「人為考慮」正是促使某一書籍開始進入中介「過程」的必要脈絡。

　　中介者處理圖象性的藝術文物之流動時，應該也與書籍者相類，但是仍另有值得注意的差異存在。書籍中可有嚴肅之經典與普及性讀物之分，居於其間的則尚有各種專業性的著作，這是由讀者群設定的角度所作的區別。中介者如何選擇書籍進入那個移動的過程，當然受到自己身份階層、知識素養，以及對供給地與需求地文化脈動之掌握程度的影響。當然，金錢和時間也關係到其成敗。這兩項條件都與成績好壞形成正比。圖象性藝術文物所需求於中介者的也一樣。不過，其中物品等級區別較為細緻一事倒非書籍者所可比擬。等級之間的差異來自於許多有關製作、材質、風格、年代、數量、產地特性等複雜專業知識的判斷，有時甚至訴諸一些無法計量、不能言傳的感覺，很難為一般人士所掌控。由於此種專業性知能之門檻很高（當然，到底多高，也很難說清楚），大部分外圍的中介者亦皆未能具備，因此便須另外尋求專業人士介入這個中介過程中，來提供這種藝術文物專業的服務。他們這些具有藝術專業的中介者在此交流過程中如何運作，自然就關係到其後意象形塑的許多具體狀況。由此言之，所謂中介者之雙層結構中的外圍部分，也需要隨個案而觀察這種專業人士的介入現象。

　　二、使節、僧侶與商人

　　自十四世紀後期明朝在中國建立之後，東亞區域中各國間的來往基本上是在中國「朝貢」體系的框架下進行的。在此框架下進行的交流，使節自然是本文所謂中介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對於他們在東亞各國文化之相互認識上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已有諸如夫馬進教授《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等專著可以參考。而從使節作為中介者來考慮的話，使節成員本身之身份、文化取向與其對政治、外交任務之外文化使命的認知等等問題，就顯得比較值得予以另外的關心。不同於中國與朝鮮政府以官員充任為常態的情形，日本中世時期的外交使節全由佛教僧侶擔任，實在是一個突出的現象。本論文集中伊藤幸司〈日本的遣明船與禪僧〉一文即聚焦於十五世紀以來日本僧侶渡華由求法僧、巡禮僧轉變成外交僧的重要現象，並討論此變化在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其中他利用禪僧肖像畫之製作和相關題贊資料的分析，注意到日本中世作為文化界主力的五山禪僧出現了日益濃重的文人趣味，並將此與室町禪林之日本化、日本禪人對中華憧憬之內在轉折等事連繫起來，便十分值得重視。陳韻如〈中日居士意象的形塑〉一文亦可與之參照閱讀。陳文主要在探討維摩詰形象逐漸自宗教性的聖像制約中呈現出文士化的歷程，其中特別指出現存日本東福寺之〈維摩像〉之由中國傳入，實與五山的禪宗脈絡直接相關。這個案例可說是自佛教本身題材內部，提供了伊藤氏所言禪林文士化的另一個面向。另件黑田家所藏之〈維摩天女像〉甚至以侍女取代天女，更增強整個維摩詰居士意象的世俗化取向，其傳日之時間雖然不明，但如推測為伊藤氏論文中所謂「外交僧」中介的時代，或許亦不能說無法想像。如果由此角度再來回看伊藤氏論文中所及日僧策彥周良于一五三八年在寧波為自己訂製的兩幅畫像，其中之一刻意作中國文士打扮，實亦可視為居士意象的運用，屬於陳氏論文中所敘述居士意象在日本確立之後的結果。策彥周良這位外交僧竟然毫不在意遵守日本禪僧肖像畫的長久傳統，而在寧波訂製了這麼一幅與其真實身份有別的，以居士意象作為自我之呈現，也意謂著一種外交僧對其使節任務的具像呈現。這或亦可說是作為意象核心形塑者在這個中介過程中所展示出來最為積極的表現了。

　　相較於五山禪僧所扮演的外交使節，中國與朝鮮兩國在東亞地區活動的使節在文化交流的中介過程中也起了毫不遜色的作用，尤其表現在較高等級之文化物品之移動和相關意象之形塑上。我個人在論文集中所提供之〈十七、十八世紀東亞的奇觀山水〉一文討論了十八世紀朝鮮文化中最引人注意的，以金剛山勝景描繪為代表的「真景山水」，其實是在中國十七世紀《海內奇觀》版畫書籍經使節的管道傳入朝鮮之後，在朝鮮本地文士圈中所引發對「奇觀山水」意象之回應與在地形塑。朝鮮的真景山水除了以本地如金剛山之勝景形塑自己的奇觀外，亦顯示了清晰而強烈之與中國奇觀競爭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此種競爭心態根本是中朝間使節來往活動中表面上遵循朝貢禮儀底下的基調，而且其來有自，時間上還要早過滿清入主中國那個被認為「華夷變態」的十七世紀。夫馬進研究朝鮮入明燕行使的資料，特別注意他們設法探詢中國思想學術界之動態，尤其對陽明學之評價問題最為用心，並將其對中國陽明學發展之惡評與朝鮮本地學術政治之情勢作了具體連繫。他所指出的燕行使實況，極富參考價值。

　　如果換個觀察「競爭」的切入點，我們還可注意到燕行使其實並非僅止於客觀地搜集學術情報，而是在具有學術定見下刻意尋求辯論的對手（即使對手在學術能力上是否合格，也不計較），並將辯論的內容記錄了下來。我們之所以得在燕行使所留存的資料中看到這些文字，根本上就是出於中朝使節間長期存在的文化競爭基調。本論文集中另篇藍弘岳的〈「芙蓉積雪千秋白」〉一文所論雖是十八世紀日本蘐園學派文士與朝鮮通信使間的交流，但同樣暗藏著文化競爭的角力。看來東亞世界中使節往來間的競爭，不僅存在於中朝，朝日間亦復如此。

　　在文化交流的中介過程中，商人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更為重要。他們與使節也有關係，是朝貢體制下實質貿易行為的執行者，文化物品的買賣通常都包含在他們的業務範圍內，尤其是接受一些未能親自參與異國之旅之菁英人士的委託訂購。這種現象在十八世紀後的東亞世界中應該更為顯著。中國方面自一六八四年廢除遷界令，並在澳門、漳州、寧波、雲台山設關與外國互市，東亞區域內的海上貿易便大有發展，這特別對中日間的文化物品的流動起了正面的作用，商人在此中的重要性也隨之更為明顯。從零星的一些資料中我們尚可推想他們在這交流過程裏的操作樣態。

　　例如十八世紀初就有一名叫李昌謀的蘇州商人被中國政府控以企圖私帶違禁品的地圖前往日本，後經調查後發現其實只是〈慶祝萬壽圖〉、〈西湖春夏秋冬四季〉、〈城隍山迎會景象之圖〉等圖畫。由圖畫的這些品目看來，它們可能也不是正式的繪畫，而是觀賞性的版畫，產地應該就是李昌謀住地蘇州的桃花塢。李氏本人倒非專營版畫之商人，而是中日貿易船的船首，紀錄中還有他的商船幾次抵達長崎的具體時間。像他這樣的船首，應該領有日本官方所發的信牌，得以多次往返中日之間，故而有條件在停留長崎時直接接受某些物品的訂購，那幾幅版畫即屬此種情形。至於日方的訂購者是何人，限於資料，則不得而知。另條一七○五年的資料則透露出一位官員「播磨守」向中國船的商人訂購〈河南清明上河之圖〉。「河南」或許是「江南」之訛寫，但是否為繪畫或版畫，亦不清楚。然而，既屬舶來物，又是特約訂購，價格肯定不菲。這種較高價的藝術品或工藝品實是貿易船中除了絲、糖等固定的大宗商貨外經常出現的部分，其品類、數量當因訂購情況而有不同，但幾乎無船不有（書籍則呈現相對穩定的狀況），可以想見文化物品經此船商管道進入日本的可觀數量。

　　透過貿易商取得中國文化物品的日本人士顯然不限於上層人士，一些商家可能亦參與其中。本論文集中劉序楓教授〈清代中期輸日商品的市場、流通與訊息傳遞〉一文中所論及江戶中期蘭學者森島中良蒐集之剪貼簿《惜字帖》中，即收有五件蘇州桃花塢版畫。它們的尺幅偏小，作者推測是經營蘇州版畫商舖的廣告。如果是這樣的話，商人就不止是被動地接受委託，而且積極地參與到文化物品跨國的交流之中。森島中良這個案例也顯示了十八世紀中期以後蘇州版畫在日本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商業市場，這對於其所帶動的文化意象之流通，當然產生了更大的能量。中國所出帶著圖象之印刷品的日本市場，或許還可從十八世紀往前追溯。一六二一年左右在中國刊行的《八種畫譜》很早便傳入日本，並在一六三○、一六七二、一七一○出現了和刻本。此是否也反映了這個版畫市場的逐漸成型？對於這個問題的進一步理解，尚有待我們累積更多具體資料來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