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什麽地方，無論什麽人，似乎人人都聽說過薩特。他寫小說、戲劇和新聞評論，為的是贏取更廣泛的受眾，但到了最後，他所有的貢獻，都被縮略為一個簡單的畫面：存在主義者薩特，坐在一間咖啡館里，奮筆疾書著重要然而事實上難以理解的哲學著作。在 薩特寫作的那個時代，主流哲學似乎完全沒有觸及與我們的責任和生命的意義相關的問題，而這恰恰是普通人希望哲學能夠解決的問題。正是薩特讓人們一直關注這些古老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就算是那些不喜歡他答案的人，也將他視為一代哲學大家。現在看起來，主流哲學似乎再一次與普通人脫節，是時候閱讀薩特，向他學習了。羅伯特•貝納斯科尼是孟菲斯大學哲學系的莫斯教授。他的著作包括（The Question of Language in Heidegger’’s History of Being and Heidegger in Question。他曾經編輯過有關人種的文集以及列維納斯和德里達的論文集。

叢書編者前言 前 言 第一章 「我也是多余的」  第二章 「在外面、在世界里、與其他人一道」  第三章 「他人即地獄」 第四章 「他扮演的是咖啡館的侍者」  第五章 「在戰爭中，沒有無辜的犧牲者」  第六章 「我不得不企求他人的自由」  第七章 「真實的猶太人讓他自己成為一個猶太人」  第八章 「從最弱勢的人的角度」  第九章 「或多或少被阻隔的未來」

1980年，薩特去世，享年74歲，當時在巴黎有五萬多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無論在哪個時代，這都是非同尋常的，當時他的哲學著作被認為是過時的，他激進的政治立場，尤其是他給予極端左翼團體的鼓勵，被認為是落後於時代的。到頭來，薩特的名聲比他在哲學和政治思想領域的地位要高得多。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頭二十年里，他一直是知識分子當中的領軍人物，不只在法國，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如此。無論什麽地方，無論什麽人，似乎人人都聽說過薩特。他的鼎鼎大名超越了西方國家與蘇聯陣營之間的政治界限，也超越了南北之間的經濟界限。他寫小說、戲劇和新聞評論，為的是贏取更廣泛的受眾，但到了最後，他所有的貢獻，都被縮略為一個簡單的畫面：存在主義者薩特，坐在一間咖啡館里，奮筆疾書著重要然而事實上難以理解的哲學著作。有一點必須承認，薩特的作品難以讀懂，他本人應承擔部分責任。他可以文思泉涌，在短時間內寫出非常出色的散文，可是他絕少保持這樣的品質。他的寫作從未間斷過。在薩特的書中找出一些讓讀者精神為之一振的精彩段落易如反掌，但這些句子並不能使讀者接近他思考的核心：讀罷掩卷，人們會發現他們並沒有比之前更懂得如何閱讀薩特。本書節選了薩特最精彩的一些作品。我把它們與他最難以理解的觀念放在一起。要費一番工夫才能理解這些內容，但我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並不總能寫出精彩的文章，他經常折磨法語。而且，為了解釋自己，薩特傾向於越寫越多，而不是修訂和改寫之前的作品使它們更加明晰，在他的生命走到最後的時候尤其如此。要從《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或《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中擇取五百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知道，這兩本書的篇幅都超過了五百頁。薩特從來都不願意用五百個字來講一件重要的事情，通常是能寫多長就寫多長。所以如果我不用省略號的話，根本不可能在這里選用他作品中的內容。薩特的作品不只是晦澀難懂，他還不斷引起誤解。當誇張的手法可能更具煽動性的時候，他似乎不會慎重地遣詞造句。他寫作是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而不是求得他們的贊同。不幸的是，當他在采訪中說自己早期言辭誇張的作品很荒謬的時候，其實他受訪時的言辭也很誇張，這就讓批評者很容易抓住他的把柄。盡管如此，對薩特不偏不倚的評價很難不被他卓越的成就所掩蓋。即便他的一些文學作品說教意味太過濃厚，他早期的短篇小說集《牆》（The Wall）和小說《惡心》（Nausea）——都出版於20世紀30年代——也都堪稱傑作。事實證明，他早期關於情感、自我以及想象的哲學文章不斷地受到人們的關注。人們對他的批評是理所當然的，即把《存在與虛無》寫得過分艱澀而難以讀懂。但就算是這樣，《存在與虛無》也還是所謂大陸哲學（continental philosophy）中極少數一直受到分析哲學家注意的作品之一，盡管他們以對這類術語的抵觸而著稱。與此類似，他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不經意間寫下來的大量文章，如《反猶分子與猶太人》（Anti-SemiteandJew）、《黑色俄耳甫斯》（Black Orpheus）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Existentialismisa Humanism）已經成為經典。1947年，在《什麽是文學》（Whatis Literature）中，薩特提出了肩負使命的作家的概念，從那時開始，他投身改變世界的承諾一直是堅定不移的。在20世紀50年代，他將大部分時間用來重新學習，到50年代結束的時候，他就可以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提出一種被存在主義重新激活的馬克思主義。薩特的寫作出於一種緊迫感，比如說，當投身當時的政治事務，如反對酷刑、非殖民地化、反對越戰以及1968年5月的學生革命時，他會為了自己的工作犧牲健康。即便走到了生命的最後，他也沒有松懈下來。盡管他的一些政治盟友批評他提出了「布爾喬亞（Bourgeois）」這個主題，他還是堅持以《家庭的白痴》（The Idiot of the Family）為名，為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寫了一部存在主義的傳記，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完成了洋洋灑灑的三大卷。簡而言之，薩特集小說家、劇作家、哲學家、編輯和政治活動家於一身，身體力行了他提出的肩負使命的知識分子的理念。直到今天，學術界仍然在研究薩特，但是即便所有人都熟知他的名字，他的讀者群也沒有擴大，而他原本應該被更多的人閱讀。部分原因是他的書常常會引起讀者不適：薩特的讀者原本以為會淹沒在自己的存在危機中，結果卻讀到為整個世界承擔責任的忠告。人們普遍認為薩特存在主義關注的是自我，但很快就發現，他會把人直接引向政治。薩特的哲學呼吁承擔責任：不是束縛一個人未來的承諾，而是投身其中，在政治上服務他人。但是，與他那個時代相比，薩特的政治觀點現在更加不受歡迎了。在所謂的「第一世界」富裕國家當中，他往往被塑造成一個為專制政權辯護的人。這麽說也有幾分道理：他在政治判斷方面犯了不少嚴重的錯誤。無論如何，當局者迷，當我們回顧過去的時候會有更清楚的認識。對新一代的讀者而言，要弄清楚二戰剛剛結束之後的世界與現在有何不同是比較困難的。不只是美國和英國拯救了法國，還有蘇聯，蘇聯當時在宣傳自己的價值理念時比美國還要大張旗鼓，而後者對自己支持種族隔離表現得毫無歉意。約翰•熱拉西（John Gerassi）將他為薩特寫的傳記命名為《為他的世紀所仇恨的良心》（Hated Conscience of His Century），並非毫無來由。薩特在「第三世界（ThirdWorld）」的形象則大不相同，直到今天，那里的人們依然將他視為受壓迫者的支持者。他不僅關注他們的事業，還盡其所能地讓人們聽到他們發出的聲音。戰後，薩特在巴黎與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共同創辦了《現代》雜志（Les Temps Modernes），這份雜志為「第三世界」的形象代表人提供了一個發聲的平台，而薩特則利用自己的聲望讓人們聽到這些聲音。他為這些人的作品所撰寫的序言，至今仍然因其自身的影響力而受到廣泛的閱讀。可以肯定的是，他迫切地希望聽到這些作者——他們現在聲名遠揚，當時還不為人知——的聲音，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他當時的一些立場現在看起來是過時的，有待批評。《黑色俄耳甫斯》是給一本有關黑人文化認同運動（negritudemovement）的詩集寫的序，人們在其中就發現了這一點。那是在1948年，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多年來一直對此怨言不斷，但也承認自己對薩特一直心懷崇敬。薩特在晚年也秉著同樣的精神，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分發毛主義者的報紙，他這麽做不是因為贊同他們的觀點，而是認為他們的聲音值得一聽。盡管如此，人們也不應當將薩特視為偶像。他不全力支持女權主義這樣的事實很難解釋。著實令人驚奇的是，他能和《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 Beauvoir）一同度過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卻沒有對這個問題——他那個時代具有影響力的全球運動之一——變得更加敏感。在薩特寫作的那個時代，主流哲學似乎完全沒有觸及與我們的責任和生命的意義相關的問題，而這恰恰是普通人希望哲學能夠解決的問題。正是薩特讓人們一直關注這些古老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就算是那些不喜歡他答案的人，也將他視為一代哲學大家。薩特不是學術型的哲學家，他與普通人眼里的哲學家不一樣：實際上，他在二戰前應召入伍，此後他就不再教授哲學，再也沒有回到這個行當。存在主義卻依然是哲學系很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現在看起來，主流哲學似乎再一次與普通人脫節，是時候閱讀薩特，向他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