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葉以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相繼邁入了所謂的后工業時代，在這一時期，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進步給經濟和社會的傳統運行模式和組織方式帶來了重大的改變，舊有的社會規范和文化價值也遭到嚴重的沖擊，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普遍表現為犯罪率、離婚率、未婚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和社會信任度的明顯降低，福山將此種種與「社會資本」有關的指標的惡化現象總結為「大斷裂」。究竟何種原因導致了發達社會大斷裂的出現？這是否是資本主義社會轉型不可避免的宿命？它們又是如何走出大斷裂的？本書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索。在福山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主義的不斷膨脹盡管造成了傳統權威和社會規范不同程度的消解，但基於個體理性和競爭關系自發產生的互惠利他合作仍然是形成各種形式社會聯結和社會資本的基石。在新技術條件下，社會組織結構的扁平化促成了社會網絡的興起，使得社會資本對於構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更大，但等級制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山相信，即使面臨技術、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轉型，社會秩序始終都會在既有等級制又有自發性的源泉中產生。大斷裂不可避免，但社會規范的重建也始終可期。他列舉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斷裂亂象逐漸消退、社會資本重新積累的若干證據，對此結論進行了說明。在本書中，福山一如既往地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制度表示了信心。他認為，現時代的后工業資本主義經濟會產生對社會資本的持續需求，長遠看，它也有能力提供足夠數量的社會資本以滿足其需求。他甚至對技術發展能夠幫助人類生活實現人的整全性表示出樂觀。在社會和道德領域表現出的歷史周期性，需要也終將通過人類自身重建社會秩序的強大能力來克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伯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奧利弗·諾梅里尼高級研究員，此前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茲高等國際研究院、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長、蘭德公司研究員。著有《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國》、《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現居加利福尼亞。